红岩革命纪念馆等3家文物馆的2000余件文物已通过专家评审定级，其中初评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约有200件。其中有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前所戴的帽子，以及毛泽东用过水盂、勺子等物品。

　　毛泽东曾用的铜勺亮相

　　此次被专家定级的文物中，有很多件与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生活有关。

　　比如，红岩革命纪念馆收藏的毛泽东用过的水盂、铜勺均被专家初评为国家一级文物。特别是那把7.8厘米长的铜质水勺，历时60余年，现已锈迹斑斑。据悉，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住在桂园的毛泽东正是使用这把勺子就餐。红岩联线介绍，这两件文物，均由张一纯捐赠。

　　再如，歌乐山革命纪念馆收藏的几支竹针也不同凡响，其主人是抗战时期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电台人员李静。重庆谈判期间，李静用此竹针为毛泽东织毛衣。这看似普通的竹针也被专家看中，拟向上级部门申请“国家一级文物”。

　　港澳同胞缝毯子祝平安

　　在红岩革命纪念馆，珍藏着一件“色彩斑斓”的毯子，其由105块大小不等的各色毛料布块组成。红岩联线工作人员介绍，皖南事变后，港澳同胞根据民间“百幅百寿”的传说，找来各色毛料，剪成大小不一的方块，一针一线不分昼夜地赶制了一大批毛毯，取名“百幅”，送给了新四军，喻以“百福百寿”之说保新四军平安。该“百幅”是其中之一。

　　获赠这批毛毯后，新四军军部将其中的五十条转送给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局将其分发给工作人员。得到“百幅”的梁隆泰、赖贤夫妇一直将其随身携带，转战南北。1959年，他们将这条“百幅”捐赠给红岩革命纪念馆。

　　专家们认为，港澳同胞用缝制“百幅”的真挚行动表达了“拳拳的爱国之心，殷殷的赤子之情”，应将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邓颖超给曾家岩房东送钱

　　被专家初评为“国家一级”的，还有一封邓颖超1944年写的亲笔信。信件接收人是曾家岩50号房东赵佩珊，由陈长蘅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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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信件内容显示，赵佩珊曾将曾家岩住宅租给邓颖超多年，后来其遇到了经济困难，邓颖超写信表达感谢的同时，还附送了10万元法币表示帮助。

　　如今，这封信也收藏在红岩革命纪念馆，长方形竖条八行旧式信笺纸上，毛笔字迹依旧清晰，信纸左下角还能看见约1厘米的红色阳刻“邓颖超”印。

　　当时的邓颖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妇女书记，积极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6年离渝去南京。1985年，邓颖超又回了一趟重庆，在81岁高龄重返了她阔别近40年的红岩。临别时，她用颤抖的手在宣纸上庄重写下：“红岩精神、永放光芒”。

　　对于这简短的八个字，专家们认为体现了邓颖超对革命精神的无限怀念和崇敬，初评其为国家一级文物。

　　西安事变前杨虎城戴的军帽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高级将领杨虎城与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让其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这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和平解决。

　　在今天的歌乐山革命纪念馆，通过一顶帽子，也能看到70多年前这个历史性事件的影子。这就是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前戴的军帽，后来由西安王菊人捐赠给歌乐山革命纪念馆收藏。这次鉴定定级中，专家们将其初评为国家三级文物。

　　民国时身份证手写个人信息

　　在红岩革命纪念馆内，一张民国时期的居民身份证也可能成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张身份证的持有者是当时周恩来的秘书李少石。当时的个人信息内容由手写，排版从右往左，一页纸对开。证件中包括姓名、婚姻状况等基本情况，证件上要贴照片。从证件可以看出，当时的他还有一个身份是《新华日报》编译，居住在化龙新村。

　　《新华日报》员工吃饭用锑碗

　　从这批被定级的珍贵文物中，还能看出当时重庆革命志士的生活情况。比如一个用锑做成的碗，是当年《新华日报》食堂用碗；一张手写着电话号码的硬纸卡片，是当年中共代表团在政协会议期间的长途电话记录卡；周恩来1940年在红岩使用过的铁皮文件箱；董必武1940年用过的公文包；民主党派人士黄琪翔1943年在中国远征军时用过的将军专用行李箱……这些文物，在红岩革命纪念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这3家文物场馆，市民都有机会在展览中一饱眼福。

　　据介绍，此次涉及定级的文物共2800余件，是红岩联线自1995年以来首次组织的高规格、多品类、大规模的定级。在这些定级结果向国家申报的同时，红岩革命纪念馆也在准备申请为国家一级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