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开国大典》现藏于国家博物馆，是已故著名画家董希文于1953年创作完成的。作品以宏大的场面、恢宏的气势以及富有民族化的艺术语言，生动地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大庆典，这幅画作与画中人物一样，历经风雨。

　　尽管岁月流逝，洗尽铅华，但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开国大典》一直被誉为“共和国成立的艺术见证”。它深入人心，也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爱国情感……

　　历史巨作《开国大典》油画诞生

　　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整。礼炮齐鸣，万众欢腾。开国大典这天，天安门城楼上，前排领袖群里靠近汉白玉栏杆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后排有董必武、张澜、李济深、宋庆龄和高岗。

　　1951年初，中国革命博物馆遵照中宣部、文化部的指示，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具体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领导蔡若虹、江丰、王朝闻组织落实。参展的作者为北京、华东的几十位知名画家。几个月的时间，这些实力画家们为展览拿出了近百件绘画作品。

　　这是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次风云际会，绘画界各路诸侯的精品不仅在这次画展中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而且很多作品都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甚至后来一些作品还在中国美术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如《地道战》、《毛主席延安整风》、《强夺沪定桥》等等。

　　后来大家在总结中一致认为：好作品不少，但体现共和国成立的气氛不够。

　　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李仁才对笔者说：“作为国家级博物馆所收藏的有关党史的绘画作品，没有一件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力作显然是不合适的。当时革命博物馆展览厅确实需要一件这样的好作品。”

　　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幅巨型油画：《开国大典》。

　　走进中国美术史的艺术殿堂，人们不难发现从商周时代到秦国统一，从大唐开基到清军入关——在中国历史各个朝代的开端都找不到流传至今的有关开国盛典的历史画，而要创作一幅新中国开国盛典的巨型油画，该是何等的气魄！

　　中央美院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院知名教授董希文。 几次为领袖、英雄画像，并参加过开国大典，由他执笔创作“当之无愧”。

　　董希文在美术界早已声誉鹊起，他的画多次得到徐悲鸿、艾中信等著名画家的好评。

　　董希文生于浙江绍兴，杭州艺专毕业后又去湖南及越南河内深造，后又到我国西南、西部和西北地区学习、创作，曾在敦煌临摹壁画达3年之久，其素描、油画功底在同行中有口皆碑。

　　1949年初北平解放，董希文创作水粉画《北平入城式》。

　　虽现已说不清《北平入城式》的成功是否与点名董希文创作《开国大典》有联系，但董希文长于革命题材创作、长于人物画的本领确实是行内知名。

　　当年董希文曾拿设计好的油画草图请教了许多画家，如徐悲鸿、艾中信、江丰、吴作人、罗工柳等。值得一提的是，从草图上可以看出董希文创造性的突破有两个。第一个是草图上除毛主席侧身站在靠近中间位置，其他领导人都站在左边三分之一的画面，而右面则是广场群众，这样左实右虚相差悬殊的布局按一般构图规律来看似乎有失平衡。另外一个就是按正常视觉规律，在毛主席的右前侧应有一根天安门城楼的大红柱子。

　　美术界的同行们对董希文大胆的构图设想感到奇特并表示赞赏，认为第一个突破加大了领导人与广场群众一实一虚、一近一远、一少一多的对比效果，能更好地突出节日气氛。而第二个突破大家认为极为大胆，“抽掉”这根柱子，广场显得更为开阔，相反如果画上这根柱子反倒显得累赘了。

　　为了稳重起见，董希文还请教了几个建筑学家，大家对此均表理解和赞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根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 很快，董希文投入《开国大典》的实画创作。 两个月后，巨型油画《开国大典》创作完成。《开国大典》引起较大反响，掀起了“油画中国风”的艺术思潮。

　　《开国大典》完成之后被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厅。

　　画家艾中信曾作过如下评价：“从构图到设色，从人物到场面，它的气派很足以反映泱泱大国的风度。董希文把主要人物处理在不到一半幅面的左侧，不仅是手法的大胆，重要的是他懂得构图的大局……《开国大典》的大块色彩，通俗易懂，看起来似乎简单，但这大红、碧蓝和金黄（缨络和菊花）是有意安排的。它把一个风和日丽日子里一个庄严热烈的场面描绘出来了……”

　　一些知名画家看了这幅油画之后，都认为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绘画精品。中国革命博物馆将这幅画展出后，在艺术界和社会上都引起很大的反响。

　　徐悲鸿看了《开国大典》油画之后非常兴奋，也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董希文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应得一百分。”但他同时也以西洋油画的传统标准做了后半句评价：“也应扣掉五分，因为缺少一点油画特色。”

　　这里所说的“缺少一点油画特色”，是指这幅画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中国传统画的手法和风格。但这恰恰被很多画家认为是《开国大典》的成功之处。如果按传统油画用光和设色的手法去创作，这幅画就不会有这种热烈的气氛。

　　艾中信说：“《开国大典》在油画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创造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油画新风貌。这是一个新型的油画，成功地继承了盛唐时期装饰壁画的风采，体现了民族绘画特色，使油画朝着民族化的方向发展。”

　　至此，绘画界掀起了董希文所一直倡导的“油画中国风”。油画《开国大典》无疑成为这一理论的典范之作，而这种思潮一直影响至今……

　　1953年，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了油画《开国大典》。也是在这一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开国大典》印成年画在全国发行，发行量达到顶峰。

　　《开国大典》油画两次因政治风雨而修改

　　1955年初高饶反党联盟问题被揭露后，应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的要求，董希文对此画亲自进行了修改：将高岗去掉。修改的地点是武英殿中的浴德堂，此为在原作上的第一次修改。

　　为慎重起见，以便保证画面质量，使工艺讲究的画面不受损害，董希文在其它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

　　后来，董希文曾这样说过：“这幅画在构图时，高岗就有挤在边上的局促之感，去掉他对构图倒有好处。”

　　修改后，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革命历史画册》中刊载了此画。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新馆在天安门广场东侧落成。1961年“中国共产党党史陈列”对外开放，陈列从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开始到新中国成立结束。油画《开国大典》布置于新中国成立部分的显著位置上。

　　然而，1971年的又一次改动却使这位画家经历了身心的痛苦。

　　“文革”间，“四人帮”在美术界的代理人通知他去掉《开国大典》中的刘少奇。

　　这时董希文已身患癌症，每天都要忍受着剧烈的疼痛，同时还要服药、做化疗。在这种情况下，董希文对原画作进行了第二次修改，去掉了刘少奇，在刘少奇位置偏后一点的地方，把原画中露出半个脸的董必武的形象改成了全身像。修改地点为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二楼中厅。

　　1972年，董希文的癌症已到晚期，但是他仍与病痛顽强斗争。他刻了“抗癌”、“百折不挠”等印章，鼓励自己战胜疾病。他对学生们说：“真希望再有20年……”

　　1973年1月8日，一代画家董希文逝世。临终前，他对没能亲手恢复刘少奇在《开国大典》上的画像而抱憾不已……

　　《开国大典》油画复制品基础上恢复原貌

　　1979年，文化领域开始纠正“左”的错误。本着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貌的原则，中国革命博物馆征得上级同意，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

　　董希文家属不同意在原作上改动，博物馆对此表示理解，为尊重这个意见，他们委托靳尚谊修改。当时靳尚谊忙于其他事情，便推荐了北京青年画家阎振铎、叶武林。他们在《开国大典》复制品上画上了刘少奇和高岗。至此，《开国大典》终于恢复原貌——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厅里所见到的《开国大典》（复制品），而原作则保存在博物馆画库。

　　历史证明，《开国大典》的冲击力早已超越了一幅油画的本身，中小学教材、年画、邮票、纪念币以及各种各样的收藏品都对这幅油画一版再版。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年画《开国大典》责任编辑徐震时对笔者说：“近50年来，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各省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数以亿计的有关《开国大典》的各类印刷品。它对爱国主义的宣传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