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炳炎是我父亲贺龙的一员爱将。在20年的革命战争中，父亲倚重他，偏爱他，凡遇到险仗、恶仗，不论他是否在身边，也不论他当时是团长还是师长，都会大喊一声：“贺炳炎，上!”以至人们善意地以讹传讹地说他是贺龙的儿子，叫“贺小龙”。

　　1929年，父亲带领他在湘鄂西拉起红四军攻占湖北松滋的时候，贺炳炎还是一个孩子，一个16岁的小铁匠，正吵着闹着要和他父亲一起当红军。他父亲贺学文手里拿根扁担，一路撵他走，他死活不离开。这情景正好被我父亲看到了，拦住他说，孩子，当红军要打仗拼刺刀，你太小了，长高些再来吧。贺炳炎知道我父亲是红四军中最大的官，抽出插在身后的一把大刀说，我晓得你是贺龙，就想跟你当红军，我是打铁的，有的是力气，你看我们贺家这把祖传的大刀，我练过七八年了，一两个人不是我的对手。我父亲也从小练武，见贺炳炎性格倔犟，有股不服输的韧劲，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一下子喜欢上他了。父亲把他留在警卫班，让他扫地喂马，跑腿送信。

　　贺炳炎来到警卫班才几个月，就干了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那是1929年7月，红军在湖北潜江渊博子口同白军大部队遭遇，激战中，我父亲派他去给部队传令，要该师从敌人侧后发起猛攻。贺炳炎提起大刀便上路了，在返回部队的路上，他蹦蹦跳跳，随手捡了几个手榴弹插在腰间。走到一条峡谷里，他忽然看见几十个白军慌慌张张地往苇丛里钻，当即举起大刀，怒喊一声缴枪不杀!把白军吓蒙了。为首的匪军缓过神来，看见站在高处的他只是个半大不小的孩子，马上命令部下还击。贺炳炎扯下一个手榴弹扔向敌群，从悬崖上飞身而下，一刀把白匪军官劈了。望着天空溅起的那道血光，白军知道遇上了身怀绝技的“练家子”，吓得哆哆嗦嗦的，再不敢动了。贺炳炎趁机挥舞大刀，命令他们把枪栓取下来，提在手里。一数，47个白军47个枪栓，一个不少。想来白军士兵也是穷苦人出身，厌恶跟红军打仗，都想逃出苦海当红军，当贺炳炎押着他们往回走的时候，一个个乖乖的，无人反抗。

　　在湘鄂西打了几仗，贺炳炎胆大性暴，不惧伤，不怕死，迅速成了一名基层指挥员。没几年，他父亲贺学文在鹤峰壮烈牺牲，我父亲嘱咐部队择地埋了，他感动得伏在父亲怀里嗷嗷大哭，说贺老总，我没爹没娘了,你和红军就是我的亲人;我无论有什么错，都不能赶我走啊!父亲像搂儿子那样搂着他说，幺娃子，我正要用你呢，怎么会赶你走?从今往后我们革命到底，生生死死在一起。

　　贺炳炎此后如鱼得水，陆续任红四军警卫中队中队长、大队长，骑兵连连长兼政治指导员，仗越打越凶，能征善战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不变的是，他总离不开那把大刀，每次战斗都冲锋陷阵，以命相搏。

　　贺炳炎最惨烈也最动人心魄的壮举，发生在1935年12月。当时我父亲率领红二、六军团长征不到一个月，刚突破国民党沿湖南澧水、沅江布置的封锁线，向新化和溆浦进军。队伍逼近新化时，发现敌人在这里已布下阻截重兵。父亲当即决定改变行军路线，掉头西进贵州。为了不让敌人摸清西进意图，逼近新化的部队随即南下，造成马上将东渡资水之势。国民党大军钻进了父亲布置的圈套，风烟滚滚地向资水压来。这时部队向西疾行，沿雪峰山山脚直奔云南瓦屋塘，再从瓦屋塘翻越雪峰山进贵州。那天由贺炳炎的红五师担任先头部队，他又让红十五团打头阵。不料当红十五团进入瓦屋塘东山时，遭到敌人疯狂阻击，从猛烈的火力判断，对方是国民党的正规军。贺炳炎查清敌情，派红十五团团长王尚荣去向我父亲汇报，自己指挥红十五团迎战。在剧烈战斗中，他的右臂不幸被敌人威力巨大的达姆弹击中，骨头被炸得粉碎，整条手臂像条下垂的丝瓜吊在膀子上。因大量失血，疼痛难忍，他当即昏过去了。

　　红十五团一鼓作气拿下东山后，贺炳炎躺在敌人放弃的阵地上昏睡不醒。我父亲听说贺炳炎身负重伤，不省人事，飞马赶到东山。正在急救棚里抢救贺炳炎的军团卫生部长贺彪向父亲报告，贺炳炎的右臂保不住了，必须齐根锯掉。父亲急了，质问贺彪，他的右臂怎么能锯掉呢?你知不知道他这只右臂抵得上我的一支部队?但贺彪坚持说，我知道贺师长的右臂有多么重要，可伤到这种程度，神仙来了也没有办法，如果不赶紧截肢，他上半身的肌肉将迅速坏死，到时连命都保不住。我父亲说不出话来，最后只能尊重贺彪的意见。

　　贺炳炎的截肢手术在荒郊野岭进行，贺彪从附近的一座破庙里卸下一块破门板，把贺炳炎捆在门板上;又从老乡家里借来一把锯木头的锯子，放进一锅煮开的水里消毒。正要用吗啡代替麻醉药做手术前麻醉，贺炳炎从捆着他的门板上醒来了。父亲低下身子告诉他事情的经过，说明他的右臂非截不可。一颗浑浊的泪珠从眼角冒出来，贺炳炎吃力地说，既然是总指挥做的决定，那就锯吧，但不要用吗啡……

　　贺彪和另一个医生每人站一边，像锯木头那般“吱吱嘎嘎”地锯起来，在场的人无不心惊胆战。贺炳炎闭目咬牙，汗暴如雨，血顺着他的右臂和锯子两端流出来，滴滴答答，如同屋檐滴水。手术用了两个小时16分钟，贺炳炎把医务人员塞在嘴里的毛巾咬烂了。

　　手术后，我父亲掏出一块手帕，小心翼翼地捡起几块碎骨，包起来揣进怀里，对贺炳炎说，幺娃子，我要把它们留起来，长征还刚刚开始，以后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到时我要拿出来对大家说，这是贺炳炎的骨头，共产党人的骨头，你们看有多硬!

　　6天后，贺炳炎从担架上迫不及待地滑下来，开始自己走路，骑马，处理失去右臂后必须应对的一切。同时还学着用那只总感到别扭的左手，开始从头练枪，练刀，练在严酷的战争中必须去重新适应的事物。战争可不是儿戏啊，战争是两强相遇勇者胜，是一瞬之间的你死我活，它要求一个人的反应和感觉，必须百分之百的心到手到。而像贺炳炎这样彻底失去右臂，被迫改用左手去搏杀的人，其难度和在战争中的存活率，是可想而知的。何况长征胜利后，部队马上投入更为惨烈的抗日战争，面对比国民党军队凶恶10倍的日本侵略军。但是，贺炳炎做到了，并且做得跟有右臂时一样的威风八面。

　　1937年10月，由红二方面军改编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东渡黄河，深入山西抗日战场。担任七一六团团长的贺炳炎奉命率部插向雁门关。10月17日，贺炳炎得知日军从大同集结300多辆汽车，满载武器弹药准备运往忻口，异常高兴，果断决定伏击鬼子的车队。18日上午，日军进入包围圈，埋伏在公路两旁山头上的七一六团官兵如雷霆，如冰雹，如狂飙，以各种火力铺天盖地地射向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日军负隅顽抗，死不投降，贺炳炎左手握大刀，首当其冲，率部从两面山头像潮水那般冲下去，在漫天硝烟和火光中，与日军展开气吞山河的白刃战，杀得日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打扫战场时，官兵们见贺炳炎满身是血，以为他受伤了，贺炳炎从头到脚摸遍全身，竟毫发无损。

　　东渡黄河不足一个月，贺炳炎部在雁门关首战告捷，歼灭日寇500余人，击毁汽车30余辆，打破了“大日本不可战胜”的神话，受到国民政府的通电嘉奖。那年10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英国记者贝兰特，以此为例，特地说明八路军在抗日战场正在起着“非常大的作用”。雁门关大捷后，贺炳炎“独臂刀王”的威名在抗日军民中广为传播，也让日军谈虎色变。1938年秋天，部队转为游击战，贺炳炎率部队在大清河北岸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仅几个月时间，他便把部队从原来的300多人扩充为3个团和3个独立营，近5000人，打退了日军的多次“扫荡”。有消息说，冈村宁次听到贺炳炎的名字，咆哮如雷，叫嚣要与他的部队决一死战，对他“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至此，贺炳炎不仅成了我父亲的爱将，也成了毛泽东的爱将。1945年4月他作为指挥员代表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抬起左手与众不同地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说：“贺炳炎同志，你是独臂将军，免礼。”

　　从1929年参加红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贺炳炎跟着我父亲整整打了20年仗，负伤11次，身上留下大大小小16块伤疤。1955年，贺炳炎在成都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被授予共和国开国上将。我父亲贺龙在怀仁堂接受完毛泽东主席亲自授予共和国元帅军衔，马不停蹄地赶到成都，亲自为贺炳炎授衔授勋。

　　我相信这是一种机缘甚至命运：贺炳炎，一个打铁的孩子从被招入这支队伍那天起，便与我父亲贺龙越走越近。在20年血与火的战争岁月中，他们彼此欣赏，互为依靠，不是父子，胜似父子。这在古今中外的统帅和名将中，实属罕见。

　　1960年7月1日，贺炳炎在党的生日那天因病去世，时年47岁，是开国上将中第一个去世的人。7月5日，成都军区在北较场举行公祭，20万军民冒雨为他送行。

　　那些天，我记得父亲泪蒙蒙的，满怀悲伤。他不时叹声连连，喃喃自语，一会儿说，可惜了，太可惜了!他还那么年轻，连儿女都没有长大。一会儿又说，也难怪，他就是为中国革命战争而生的，20年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他把身上的血和力气都掏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