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1 年2 月起，一直到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止，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一职长达25 年。在毛泽东秘书这个岗位上，胡乔木成长、成名，他站在中国政治舞台核心的最近处，见证和记录了历史的风云瞬间。

　　文才不凡获毛泽东赏识，势如破竹成“第一支笔”

　　毛泽东说:“乔木是个人才”

　　胡乔木出生于1912 年6 月1 日。1937 年7 月， 25岁的胡乔木带着“朝圣”的心情来到红都延安。到延安后，先后在中央宣传部、战时青年训练班和中央青委工作，做过青训班负责人、中共中央青委委员、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主编过中央青委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

　　1939 年5 月，为纪念五四运动20 周年，《中国青年》刊发了《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一文。该文文笔畅达、观点独到，不仅分析了中国青年趋向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意义，还明确指出任何企图“在青年中间实际封锁和取缔马列主义，阻止青年思想的进展”的人，“无论换一个什么罐头”政策“统制”，都注定要失败，文里乾坤闪耀理论的锋芒。文章署名“乔木”，作者正是胡乔木。毛泽东阅读了这篇文章后，大为欣赏，脱口称赞“乔木是个人才”。由此，胡乔木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

　　1941 年初，胡家窑洞喜事连连。1 月下旬，胡乔木与妻子谷羽喜获爱女，取名“胜利”(即胡木英)。2 月初的一个清晨，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又登门送“喜”。王若飞一把拉住胡乔木，郑重地说：“乔木，毛主席那里缺人手，点名要你去做秘书工作，同时兼任中央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一愣，满脸惊疑。做毛主席的秘书?太突然了。

　　确实太突然了，因为胡乔木至今也没有与毛泽东有过哪怕一次的直接接触。为了理出一点头绪，胡乔木搜寻着“与毛主席接触的可能”的回忆。

　　那是1940 年5 月3 日，由“安吴青训班”更名而来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亲临祝贺。站在台下的师生们齐声合唱《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歌》。 昂扬向上的旋律和激情四射的歌词，令人耳目一新，一下子就将开学典礼推向了高潮。

　　这首歌可以说是最早的毛泽东颂歌。此时毛泽东虽然已经是中共的实际领袖，但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却是张闻天。直到1943 年3 月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才在组织上确定毛泽东为最高领袖。而这首歌曲的词作者恰恰是干校教务长胡乔木。他在写这首歌词的时候，离遵义会议的结束还不过5 年!

　　尽管毛泽东由于身体不适而没有讲话，尽管毛泽东当时的心情无人了解，但现场听到自己的颂歌，他的心里应该有一种欣慰。然而，毛泽东与胡乔木并没有直接接触，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台上一个台下，台上的毛泽东难以注意到台下众多师生中的胡乔木，台下的胡乔木也只能远远地注目着台上的毛泽东，没有接见，也没有交谈，只是注目

　　尽管出乎意料，但胡乔木肯定这不是在开玩笑。他对王若飞紧张地说：“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没有当过秘书，没有经验呀!”为了打消胡乔木的疑虑，王若飞说出了毛泽东“点将”的原委：

　　1939 年你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那篇《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写得很好。毛主席看后很欣赏。也就是说，主席在两年前就开始注意你了。这次因为周小舟秘书被派到冀中区委任宣传部长去了，主席身边人手不够，就决定调你去接替他。而且是主席自己亲自点名要调你呢!

　　谁也无法料想，就因为一篇文章，胡乔木进入毛泽东的视野、受到毛泽东的关注。而又因毛泽东的一句话，胡乔木来到毛泽东的身边、做了毛泽东的秘书。

　　找对第一项秘书任务

　　做毛泽东的秘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报到那天，胡乔木与毛泽东见了一面。见面时，胡乔木除了激动就是紧张，他由于没有当过秘书而不知所措。而毛泽东呢?只是简单地问了一下胡的经历，寒暄了一下，工作的事情半个字也没交代，就转身匆匆忙他手头的工作了。

　　这样的会面，多少与胡乔木想象中的有些距离，而毛泽东的“随意”，则更令胡乔木无所适从。胡乔木不敢问毛泽东应该做什么工作，便只好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就这样在心怀忐忑的“悠闲”中度过一天。这一次会面，只能用“草草”来形容。

　　第二天，胡乔木鼓起勇气，敲响了毛泽东的门。一进门，他就看见毛泽东正埋头校对文稿《六大以来》的清样。胡乔木顿时有了主意，走到毛泽东身边，说：“主席，我来干这个吧?”毛泽东停下手中的笔，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笑着说：“你这算找对任务了。”

　　胡乔木从校对工作开始了作为毛泽东秘书的政治生涯。

　　《六大以来》的编辑工作始于1940 年下半年，初时由王首道负责、中央秘书处的裴桐收集文献。胡乔木来了后就慢慢地交给他负责了。《六大以来》分上下两册，上册是政治性文件，下册是组织性文件，汇集了从1928 年6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到1941 年11 月间的中共历史文献519 篇，280 多万字。其最初目的是为预定于1941 年上半年召开的七大准备材料、总结六大以来的历史经验的。由此可见，该文献的校对工作之繁、意义之大。据杨尚昆回忆说：“乔木对这一段历史没有多少切身体验。但是他能够把搜集来的一大堆文件，整理，挑选，很快理出头绪，编辑成书，使人读了，对党的历史的来龙去脉看得清楚，对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一目了然。这的确是要有点本事。这件事办得好，主席喜欢他，大家也看重他。”

　　从某种角度说，协助毛泽东校对、整理和编辑《六大以来》等文献，使胡乔木对中共发展史的熟悉和完整把握，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次“考试”;而对未来的他来说，是使他成长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中共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的一个“基本武器”。

　　领受毛泽东下达的第一次写作任务

　　1941 年6 月22 日，纳粹德国突然向苏联开火，苏德战争爆发。消息传出，世界震惊。毛泽东深知苏德战争的爆发必将直接影响中国内政的发展变化。同时，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中心，苏联的前途命运，尤其是在战争初期，苏联的失利更加引起人们的极大忧虑。为解答人们的疑惑，坚定人们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的信心，更为促进中国内部的团结抗战，毛泽东开始酝酿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

　　6 月27 日晚，在深思熟虑后，胡乔木被叫到毛泽东办公室。毛泽东习惯性地点起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说：“乔木，你给《解放日报》写一篇社论，题目就叫《苏必胜，德必败》。我先说说我的想法，供你参考。”毛泽东说：“要说明苏胜德败的问题，必须抓住四点来写：第一，德国师出无名，无法进行精神动员，苏联是为保卫祖国而战，士气民气旺盛;第二，德国资源短缺，生产能力已扩至极限，而且其战略战术长短优劣经过两年的战争大多已大白于天下，容易引起被侵略者的注意和防御，苏联的情况则恰恰与此相反;第三，德国法西斯四面出击，形式上是外线作战，实际却是内线作战，处于被包围攻击之中，随着战线战区扩大，供给和联络就有可能被切断，这些困难都是苏联所没有的;第四，德国内不稳而外孤立，苏联内坚强而外多助。”一说完，毛泽东就告诉胡乔木：“乔木，你现在就动笔，把它写出来，写完给我看看，明天见报。”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给胡乔木下达写作任务。

　　接到任务后，胡乔木立即回到自己的窑洞动笔写作，而毛泽东则在那里等着。胡乔木不愧是个“快枪手”，仅仅用了一个小时就把稿子赶了出来。毛泽东看了看，只稍作修改，就同意立即送到《解放日报》，第二天就发表了。这个写作任务，不仅时间紧，而且题材重大，完全就是个命题作文。毛泽东对胡乔木写的文章没有表扬，也没提意见。但毛泽东对文字的要求之高是众所周知的，胡乔木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知道，毛泽东不会轻易表扬秘书，没有批评，就是一种奖励。

　　社论发表后，反响强烈。胡乔木因此声名鹊起。此后，胡乔木用自己的笔杆子紧密地配合毛泽东的言行与部署：毛泽东想说的话、想写的事，只要跟胡乔木说个题目，讲个大概思想，胡乔木就能作成一篇大文章。他博闻强记、文思敏捷而又谦虚谨慎，他的文章逻辑缜密、笔调犀利却能开阖有度，看过他的文章的人，无不赞赏佩服。他出色地干好了毛泽东秘书一职，同时也渐渐为自己赢得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美称。岁月变迁，胡乔木越来越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倚重，他的政治分量越来越重，他的职务也换来换去，但有一个职务始终不变——那就是毛泽东的秘书一职。因为，在毛泽东的眼里，胡乔木已经不可缺少了。

　　苦心终难获得理解，身心俱疲致“长期病休”

　　新中国成立之后，胡乔木被委以大任。他是新闻总署署长，新华通讯社社长，还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在党的八大上，胡乔木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成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机构成员之一。但是，当胡乔木的政治之路越拓越宽的时候，隐藏的危机也略现端倪。一方面，解放后，特别是1957 年后，胡乔木的工作表现逐渐在毛泽东心里产生落差，毛泽东对胡乔木开始越来越多地批评起来;另一方面，处在高层的意见分歧之中，胡乔木的协调渐渐地力不从心。

　　毛泽东批评：“浅、软、少”

　　1957 年，毛泽东在1 月27 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2 月27 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明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3 月1 日举行的第11 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谈到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就在毛泽东大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际，《人民日报》却发表了一篇由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所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该文的一些观点与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太相符。毛泽东对此文极不满意，多次批评。而《人民日报》对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冷淡反应，则更令毛泽东光火。胡乔木作为《人民日报》社社长，自然难辞其咎。4 月9 日，毛泽东非常生气地批评了胡乔木，说胡乔木“浅、软、少”。4 月10 日，毛泽东又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等10 人到他的住处开会。在会上，毛泽东十分生气地说：“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

　　此后，毛泽东频频批评《人民日报》及胡乔木等负责人。4 月24 日，毛泽东将当日的《大公报》批转给胡乔木，并在报头写了一段措辞严厉的批语：“《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纸，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6 月13 日，毛泽东又给胡乔木送来前一天的《北京日报》，并在第一版写下批语：“《北京日报》比《人民日报》编得好，有工人、农民、学生、左翼党外人士的批判反动言论的大量报道

　　你的编排水平应当提高。文字也有八股味，例如感觉‘怎样对待批评’这个概念化的标题是不好的，感觉这篇文章通体是一个八股调。希望思索改进。”

　　看到这样的批语，胡乔木自然面红耳赤。他知道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工作很不满意。胡乔木实在坐不住了，他立即调整思路，跟紧毛泽东和中央的步调，赶忙亲自动笔为《人民日报》写了几篇社论，紧密配合中央的部署。6 月中旬，胡乔木写出著名的社论《不平常的春天》，此文被列为反右派斗争的必读文件。这篇社论表明：胡乔木终于赶上了毛泽东的步伐，证明他仍有能力完成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但愿望与事实相违，后来的事实也表明：胡乔木与毛泽东的不合拍，来得越来越容易，也越来越频繁。

　　庐山会议上“悬崖勒马”

　　1959 年的庐山会议决定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作为会议决议。胡乔木任起草小组组长。由于胡乔木对毛泽东认识上的转变也毫无感觉，因而在写《议定记录》时，他没有察言观色，仍然实事求是地写了“大跃进”的缺点。结果，不少人批评这份记录对“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而“缺点写得很具体”，尤其是对胡乔木执笔的“形势和任务”那一节，意见最多最集中。在这种情况下，胡乔木作了长篇发言，进行申辩：“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缺点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缩小。”“我们党在长期中形成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现在应该恢复这个传统。”

　　在当时党内政治生活很不正常的情况下，胡乔木这番提倡讲真话，鼓励揭问题的发言，显得极为不合时宜。

　　8 月2 日，毛泽东发表分量极重的讲话，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明确表示目前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的问题。胡乔木的处境更加严峻了。

　　胡乔木不愧是毛泽东的秘书他很快就抓住机会，打了“翻身的一仗”。庐山会议时，彭德怀、张闻天、李锐在言论中流露出毛泽东有点像“斯大林晚年”。针对这一“谬论”，8 月10 日下午，胡乔木作了长篇发言。胡乔木说，毛泽东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其用意显然是专指斯大林的错误的方面，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他从六个方面展开论述和批驳，指出了毛泽东与斯大林晚年显著的不同。最后，胡乔木引述了恩格斯的名作《论权威》，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威信，这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

　　胡乔木的发言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观点鲜明、论证有力，加之“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的说法本身依据不足，因而该说法根本就经不住胡乔木的批驳。

　　果然，胡乔木的发言，毛泽东十分满意。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发言中特别地讲到了“秀才”问题，他说“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这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

　　毛泽东这两句话是说李锐投靠了彭德怀，而其他几个笔杆子站在自己这边。他这番话，无疑是对胡乔木等“秀才”们的肯定，这标志着胡乔木成功地化解了摆在面前的一次政治危机。尽管如此，毛泽东对胡乔木的信任打了折扣，庐山会议中对胡乔木等人的审查直到10 月17 日才告结束，就是例证。

　　毛泽东再次批评：“不过是个秘书!”

　　1958 年11 月28 日到12 月10 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是由胡乔木起草的，它是根据毛泽东“压缩空气”的精神制定的，是一个压缩高指标的决议。但压得很不彻底，除对基建投资、钢产量作了压缩，其他指标大体保持了北戴河会议提出的“跃进”高指标。其时，自南宁会议以来多次受到毛泽东批评并做过“反冒进”检查的陈云，在八届六中全会结束时私下对胡乔木说：这些“跃进指标”难以完成，还是不要把具体数字写进会议公报为好。

　　胡乔木认为：“全会都已经开过，全都定好了，大家一致同意，讲了很多话，人都散了，不在报上公布同当时的势头很难适应。”且这份公报是经他和毛泽东多次一起斟酌、考虑才公布的，当时的毛泽东也很满意。因此，胡乔木就没敢把陈云的建议告诉毛泽东。

　　但是，事情的发展又一次出乎胡乔木的意料。

　　由于1958 年征粮过了头，农村开始出现了“丰年闹春荒”的现象，而全民大炼钢铁又严重影响了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正常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态度迅速转向。在1959 年2 月27 日至3 月5 日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去年9 月起，10 月、11 月、12 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他甚至还说：“我现在代表5 亿农民和1000 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些分量极重、不留余地的话收到迅速扭转形势的效果。也就是说，毛泽东已经走到纠“左”的前列了。

　　这一次，胡乔木对毛泽东的纠“左”态度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的心情开始放松。所以，在1959 年4 月1 日，也就是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开始的那一天，胡乔木主动把陈云在八届六中全会结束时，建议不要把“跃进指标”写进公报的事情，告诉了毛泽东。殊不料，八届七中全会中争论最多的依然是指标问题，毛泽东正为此而辗转反侧。听了胡乔木的报告，毛泽东顿时火冒三丈：“为什么不跟我说?!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话你有什么权力不报告!”

　　对于毛泽东的批评，杨尚昆与薄一波看得很明白。杨尚昆说：“平心而论，那时就是报告了，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因为陈云一直都在作自我批评，而早在南宁会议上，与会者都在猜测：毛泽东批评的锋芒主要是对着谁的?薄一波说：“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显然，胡乔木反映的情况，成为毛泽东的绝佳台阶，而对于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胡乔木只能委屈地吞在肚里。

　　压力之下申请长期病休

　　1961 年春，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胡乔木、陈伯达和田家英分别带领调查研究组到湖南、广东和浙江的农村搞调查研究。

　　胡乔木在湖南韶山等地开展调查研究之后，在4 月一连向毛泽东报送了4份材料，这些材料很少反映成绩，相反，几乎都是在说农村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极为震惊，他对胡乔木报送的材料十分重视，迅速将之批转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他印发给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讨论。随后又写信给汪东兴，让汪打电话给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王延春，嘱其“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并让汪将此信转给还在湖南调查的胡乔木。

　　胡乔木对毛泽东如此重视自己报送的材料感到十分欣喜，他觉得毛泽东又要开始回到反“左”的正确道路上来了。1961 年5 月，胡乔木高高兴兴地结束在湖南和湖北的调查回到北京后，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情况汇报。在汇报过程中，胡乔木坦诚地为庐山会议纠“左”没有能继续下去而感到遗憾。

　　此外，他还提到了庐山会议时的一件事，就是当时刘少奇请他写一个反“左”的文件的事情——毛泽东在庐山会议7 月23 日讲话以后，刘少奇曾主张批判彭德怀只在小范围内进行，另外发一个反“左”的文件。为此，刘少奇特意找到胡乔木，要他来起草。胡乔木在当时毛泽东已经决定批判“军事俱乐部”的情况下，实在感到这个反“左”的文件不好写，就对刘少奇说：“是不是同毛主席谈一下?”刘少奇听胡乔木这么回答他，就很生气地说：“你写出来，我自然会去谈。”没有办法，胡乔木就去请彭真找刘少奇谈，最后才决定不写了。

　　毛泽东听了胡乔木谈的事情后，没有表态，只冷淡地回了一句：“啊!有这回事!”言词中微微有些惊讶，却非常耐人寻味。

　　不久，一件令胡乔木万万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跟毛泽东讲庐山会议上刘少奇让他起草一个反“左”文件的事情，一下子在开始于5 月21 日的北京会议上传得沸沸扬扬。刘少奇听到传言后，就在大会上严厉地批评了胡乔木。

　　和毛泽东之间的个人谈话内容，怎么突然就传开了呢?胡乔木无法想明白，也无力去追问。

　　刘少奇的批评，无疑使胡乔木遭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他的老毛病——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更加严重了，严重到无法再拿笔写文章的地步。

　　前年，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因陈云的建议问题批评了他。如今，在北京会议上刘少奇又因同类事件批评了他。如此一来，中共中央最高的两位领导都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受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胡乔木觉得自己实在撑不下去了，等北京会议一结束就给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打了请假报告。邓小平很快批准了胡乔木的报告，让他好好休息一下。8 月17 日，胡乔木又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报告自己在北戴河休假的情况。

　　毛泽东收到胡乔木的来信后，在8 月25 日给胡乔木回信，对胡乔木的病休表示肯定，并建议他“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要“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的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

　　毛泽东的信，言辞恳切，既有对胡乔木发自内心的关怀，也不乏某些善意的忠告。其中，毛泽东建议胡乔木“须长期休养”“不要只作几个月的打算”的建议，其言外之意，聪明的胡乔木自然不难领悟。

　　只不过，令胡乔木没想到的是，他这一病不只是“一、二、三年”，却是10 多年。以毛泽东的这封信为标志，他和毛泽东之间的角色也开始有了实质上的变化——名义上胡乔木仍然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实际上却从此离开了毛泽东身边，并逐渐淡出了毛泽东的视野。

　　此后，尽管胡乔木通过诗书与毛泽东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但这时连见上毛泽东一面都难。1966 年6 月，胡乔木在杭州好不容易见到了毛泽东。见到毛泽东后，胡乔木一时乱了思路，原本想好了要向毛泽东诉说的话，一句也没有说出来。而毛泽东这边，话语也很简单：“你回到北京，少说话，多看看，多了解情况。”言语之中，仍见关怀。胡乔木欣慰感激之余，更多的是无可弥补的遗憾：他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他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面谈。而这一次别离，也为他的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一职彻底地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