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民主革命战火洗礼的习仲勋，在深入分析国内外形势基础上，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认识更加明确，觉悟更高，创造性地开展了具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色的一系列统战实践，适时地解决了实际工作中的难题，出色地完成了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民族宗教政策的创造性实践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了以汉族为主，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尤其是在大西北地区。西北地区是我国复原最辽阔的地区，资源丰富，下辖陕甘宁青新五个省，有回、蒙、藏、维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西北地区经济文化落后，民族宗教情况复杂，这就决定了西北地区民族宗教统战工作的复杂性、重要性和艰巨性。解放初期，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的习仲勋认为，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做好民族与宗教工作，西北地区的所有工作，都必须紧密围绕着民族和宗教来展开，脱离了这两个中心，一切问题都将无从下手。针对西北的实际情况，在西北解放初期，以习仲勋为主要领导的西北局，为了做好民族地区工作，在充分照顾民族特点，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吸收了大批民族宗教领域具有代表性、有威望的人士到人民政府中任职，对民族宗教政策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探索。

　　(一)积极探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践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尤为重视民族问题。伴随着党的日益成熟和对国情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央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应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形式。毛泽东指出：“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1]p337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与我国民族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在遵循民族平等前提下，更加注重少数民族自主权行使。在领导西北局工作期间，习仲勋在结合西北地区民族情况，总结民族工作经验的前提下，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了积极探索。

　　“民族的民主联合政府”[2]p158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必要准备阶段。何谓民族的民主联合政府，习仲勋认为，“在各民族杂居的地区，陆续召开的各民族人民代表会议，各民族都有相当名额的代表，经过这个会议建立由各民族代表组织的协商委员会，大批吸纳当地各民族的人员参加政府机关工作。”[2]p157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必须要采取有准备、有步骤的方针。习仲勋指出，首先要做好两个准备，一是人才干部储备，二是群众基础准备。习仲勋在西北利用民族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形式，吸收了各民族积极分子，发动各民族、各阶层参加管理社会事务，参与到政府工作中来。从实际意义上讲，民族的民主联合政府，在顺应人民群众意愿前提下，不仅为民族区域自治锻炼和准备人才干部，还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因此，民族的民主联合政府对于民族区域自治来说，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必要的前提。其次要按照由下而上，由小到大的步骤进行。习仲勋先是在少数民族普遍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如：甘肃的夏河、东乡等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然后将这些某些民族聚居地区的自治区，联结成更大范围的自治区。对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地理界线，习仲勋要求，要按照各民族人民的分布状况，由当地少数民族人民自己依据自身的生活习惯等条件来划分，不可强行按照行政区域来对待。

　　民族区域自治要反对两个极端偏向。习仲勋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必须在逐步改善和改革工作的基础之上，才能够推行和真正地办好。首先是要总结已有的工作经验，制定出推行计划;其次要有准备的去工作。要反对两种极端的偏向，一是不重视总结以往经验，不积极制定出合理计划;另一种是盲目无准备地去工作。不能“为办区域自治而办区域自治”[2]p161，要在充分发动各族人民群众把当地本民族事务办好的基础之上，使一切工作都得到改善，才能着手去办民族区域自治。如若盲目去办，急于求成，不但会造成民族区域自治光有形式，没有实质内容，甚至还会导致相反的结果。

　　(二)“联合封建反封建”的统战理念

　　建国初期，由于我国西北地区民族宗教情况复杂，与汉民族矛盾较深，再加上西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挑唆，少数民族对我们党的政策方针有所排斥。为了团结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作为西北的主要领导人，习仲勋从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在西北的新解放区要重视统战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政策要更宽泛，不仅要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更要包括少数民族上层和宗教上层人士。习仲勋指出：“西北统一战线工作就是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和敌人竞争，必须有意识地把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任务都团结在党的周围。”[3]p184在领导民族宗教界统一战线的具体实际工作中，为了能够争取团结更多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推进该地区的工作顺利进行，习仲勋提出了“联合封建反封建”的统战口号，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充分肯定。所谓的“联合封建反封建”包括：

　　先争取团结民族上层人士，再发动群众进行改革。习仲勋认为，应当从民族地区主要矛盾的特殊性出发，先做好各民族上层和宗教人士的统战工作，以此为基础再去放手发动群众。通过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统战工作，政治上的政策宣传、经济上恢复发展生产、文化上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等，从而最大限度争取到更多的少数民族上层和宗教人士来支持本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至少能够保持中立。

　　对民族上层人士采取宽大的让步政策。习仲勋认为，对于民族上层人士，要采取“和平些”的方式。“要用赞助土改和不反对土改来换取‘改的和平些’，以及在宗教方面、在关系他们自身的某些方面与我们的某种妥协……用‘和平些’和某些必要的妥协去换取发动群众的较好条件。保存一部分封建，搞掉大部分封建。”[3]p281他坚决反对一些地方的激进态度，反复强调要加强对民族上层人士的教育和政治争取，一个也不能抓。

　　保护民族和宗教上层人士过好土改关。在领导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实践中，习仲勋明确指出：“必须排出各民族、各教派人物名单，坚决保护必须保护的人过关。”[3]p281习仲勋强调对于那些靠拢我们的，赞成土改的，坚决保护过关，集中打击那些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要保留喇嘛寺、清真寺等教会土地;牧区不宣传土改，不提反霸，保护畜牧业等。这种采取保护一小部分封建上层势力、开明人士，从而换取更广泛群众支持，去反对大部分封建势力的策略措施，取得显著的成效。

　　“联合封建反封建”的统战口号，是习仲勋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具体应用在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产物，是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丰富和发展。习仲勋在西北的统战实践，为我国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争取了一大批民族宗教力量，并同他们建立了友好关系，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团结爱国宗教人士推动统战工作

　　建国初，根据中央的政策要求，习仲勋一直把宗教问题作为扩大西北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习仲勋曾多次与宗教界人士谈话，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西北的实际情况，阐明我们党的宗教政策，对宗教事业和宗教人士给予极大地关怀，寄予殷切希望。习仲勋善于和宗教人士交朋友，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喜饶嘉措大师的交往，便是习仲勋统战工作的典型实践。

　　先后在青海循化县古雷寺、甘肃拉卜楞寺、西藏哲蚌寺等寺院学经的喜饶嘉措大师终生从事宗教事业，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在宗教界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力。在藏族语言文化艺术、佛教经纶等方面有着相当高的造诣。他曾先后担任国民党政府中央监察委员和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建国后，喜饶嘉措大师参加了人民政府工作，任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常委、全国佛教协会会长，以及青海省文教委员会主任、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每当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问题时，便会找习仲勋商量。习仲勋也更是以朋友的身份与他平等亲切地交谈，循循善诱，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习仲勋和喜饶嘉措大师为了人民的利益，结识在了一起并成为挚友。他们的深厚友谊成为党和青藏地区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联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1956年前后，为了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宣传我们党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驳斥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反动特务宣扬的“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尚、寺院都被搞光了”的攻击舆论，人民政府安排了喜饶嘉措大师多次率领宗教代表团出国访问。由于受代表团名额人数的限制，其秘书陈天木未能与之同行，喜饶嘉措大师与陈天木均产生了一些想法。习仲勋知道情况之后，主动与喜饶嘉措大师交谈，做其思想工作。在于陈天木的交流中，习仲勋指出：“这次你没有出国没关系，下次许可你出国，我在政治上担保你。”[3]p352推心置腹的交流消除了他们二人心中的思想疑虑。

　　1958年夏，青海省牧区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平息反革命武装叛乱工作。期间由于领导干部缺乏一定的工作经验，对党的政策把握出现了偏差。在青海的平叛过程中出现了强迫命令和过“左”行为，导致一些地方很多寺庙被砸毁，经文被烧，佛像、法器也被拿去炼铜，更有一些无辜的僧人、群众被杀害，寺院被迫关了门，这些极端的行为导致当地人心惶惶，对共产党的不满和担心会消灭宗教的情况不断扩大。此时，喜饶嘉措大师正在参加青海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会后立刻回到北京，将此情况向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反映，希望政府能够放宽政策，恢复一些寺院。习仲勋积极赞同喜饶嘉措大师的意见，并称赞道：“你反映得好，意见提得对。你不为佛教说话，谁为佛教说话。政府相信你是爱国的，寺庙应当保护。平叛是消灭反革命，不是消灭宗教。”[4]p85随后习仲勋希望喜饶嘉措大师回藏做好藏族人民群众的工作，承诺将立即纠正政策执行中的过火行为，并及时地将此情况反映到了中央统战部。

　　1951年《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署，标志着西藏获得了和平解放。习仲勋受毛主席的委托，代表党中央和政府送班禅由西宁回西藏，并在欢送会中转达了毛主席的对班禅的亲切关怀和良好祝愿。习仲勋与班禅进行了亲切交谈，对西藏统一战线工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希望班禅回藏后，凡事不要急，要顾全大局，搞好内部的团结;要坚持中央的稳重慎进方针，条件不成熟不要办，上层爱国人士与领袖不同意不要办，以建立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为主。在习仲勋的帮助和关心下，班禅于1952年6月顺利回到西藏。事后习仲勋专门写了《关于做好班禅工作和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对于稳定西藏局势，处理达赖和班禅的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习仲勋对宗教界人士的尊重和关怀，获得了宗教界人士的高度认可。从习仲勋身上，宗教界人士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看到了党对宗教界的尊重和关怀。由此，他们也更加尊重党的领导，拥护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

　　(四)依靠民族宗教人士平定民族叛乱

　　解放初期，西北地区民族宗教情况复杂，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与当地土匪、民族宗教反动头目相互勾结。同时，我们党内一大批同志对西北地区民族复杂性估计不足，对民族统战工作认识不到位，出现了轻视民族统战工作的现象。不少领导干部在思想上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认为民族统战工作就是“吃吃喝喝，迎来送往”、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发生一些不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行为。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拆毁寺庙，没收寺院土地，致使和尚、道士、尼姑还俗的事情。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引起了众多少数民族僧侣、教徒的不满与对立情绪，导致多起民族宗教叛乱事件的发生，严重影响了西北政权的稳定。针对这种现象，习仲勋在坚持中央“稳重慎进”方针前提下，主要通过上层民族人士，成功地解决了西北民族宗教叛乱问题，维护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一贯性，发展了党的民族宗教统一战线，维护了西北政局的稳定。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的千户项谦叛乱，是建国初期习仲勋坚持党的民族团结原则和稳重慎进方针，成功解决西北民族叛乱问题的一个典范。

　　1949年底，青海省昂拉部落的千户项谦，在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拉拢下组成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反动武装，自任军长，发动叛乱，走上了与人民、政府为敌的道路。习仲勋敏锐地认识到，解决项谦叛乱问题的适当与否，首先关系到能否成功解救昂拉藏族人民，其次关系到我们党能否在青海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为有效平定叛乱而又不影响藏族同胞的感情，习仲勋指出一定要严格区别有疑虑的藏族民族人士和国民党残余势力，要充分做好有疑虑的藏族民族人士的工作，从各个层面对他们进行多方争取和政治宣传，使他们认清目前形势，尤其是要认清残余势力的真实面目，把他们争取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从而有效分化叛乱集团，以便及时彻底地平定叛乱。习仲勋认为：“必须十分慎重，坚持在充分军事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特别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的政策。”[3]p36虽经习仲勋多方工作和争取，但是项谦不仅不听劝阻，还四处抢劫、杀人放火、残害群众，数次聚众袭击杀害解放军干部。在多次争取无效的情况下，西北局干部内部产生了军事进剿的急躁情绪。对此，习仲勋指示：“绝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3]p36习仲勋认为，在政治工作没有做好的时候，不妨把军事进剿推迟。多次坦诚争取与项谦野蛮残暴行为鲜明对比，使项谦处于极端孤立状态。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和西北局批准军事进剿项谦的方针，但是强调，军事进剿还是为了更好地做其政治争取工作，只要项谦及时悬崖勒马，与国民党残余势力划清界限，政府对他仍给予宽大处理。1952年5月，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攻击下，不到两天就击溃了项谦的军事叛乱，项谦只带少数几个人逃跑。在多数人认为争取项谦已无多大意义时，习仲勋明确强调，争取项谦政治意义重大，而且目前可能性很大，只要他归顺政府，无论真心与否，我们均以诚相待，对他负责到底。在习仲勋的努力争取下，项谦于1952年7月终于真诚地向政府投诚。在8月见到习仲勋后，满腹愧疚的项谦紧握习仲勋的手，献上白色哈达表达感恩救命之情。争取项谦的成功经验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将西北局关于此次平息叛乱的报告多次转发各党委、各地区学习。毛主席对习仲勋在争取项谦的工作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风趣地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3]p37

　　习仲勋在处理对待西北地区民族叛乱中，一贯主张对民族叛乱头目采取感化政策。在对回民叛乱头目马良的处理上，不仅主张不杀，不予镇压，并由兰州回民首领做担保释放，在民族事务委员会安排其工作。马良在习仲勋的感召下，改恶从善，主动做甘南的其他匪徒工作，让他们全部出来自首，为甘南局势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受牵连的兰州回族上层人士马腾霭，习仲勋也不同意将其杀掉，并且安排其做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在民族统战实践工作中，习仲勋体现出的共产党人的真诚和大度，对西北少数民族影响极大。这不仅为解决民族问题创造了成功范例，有效稳定西北局势，而且为推动民族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二、文教工作领域的创造性发展

　　(一)实事求是领导文教工作

　　1952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协助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主任郭沫若，领导文化、教育、卫生以及新闻等部门工作。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习仲勋主持制定了文教工作的“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对新中国文教领域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积极探索。

　　利用一切条件，团结、帮助广大文艺工作者。1953年3月13日，习仲勋应周扬的邀请，在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谈到了如何提高作家和领导政治责任心的问题，并批评了党内文艺工作领导中存在官僚主义作风。习仲勋认为，党的领导要给予文艺工作者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创造条件帮助作家到基层群众中去，帮助作家解决自身的思想问题，乃至具体帮助怎样写作的问题。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不能采取依靠行政命令的方法，更不能用“暴风骤雨”式简单粗暴的方法，而是要采用“和风细雨”的方式。对于那些基本立场没有错误的一些作品，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其作品的积极层面，不要一概而论。即使是那些基本立场上存在一定问题的作品，也不要一棍打死，一定要从改造和提高的角度出发，本着帮助人和教育人的目的，耐心地指出问题所在，帮助他修改作品中出现的立场错误和存在的观点偏颇，千万不要无端夸大，使很多作家无所适从。在要求作家提供作品时，不能像加工订货那样规定限期交货，要给予文艺工作足够充裕的时间。批评要实事求是，不要动辄给文艺工作者乱扣帽子、上纲上线，这都是不利于团结文艺工作者的，更是违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行为。在习仲勋看来，对文艺工作的批评，要细心耐心，认真负责，要善于从文艺工作者的具体水平出发，要把鼓舞文艺工作者的士气、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作为批评的最终目的，为其指明道路，从而引导其在党的文艺统一战线下不断取得进步。

　　扩大文教机关党外民主人士的参与权。建国初期，文教机关内部工作人员党外民主人士非常多，做好对他们统一战线工作尤为重要。为此，习仲勋首先肯定了文教委经常召集党外民主人士开会，让他们真正参与工作的做法。同时指出，党外民主人士新的意见也还是有的。现在党员干部一般都较为努力工作，做了一个好的榜样，但是光是自己积极，没有能够将党外人士充分带动起来，让党外民主人士坐冷板凳，这就是工作中的不足。今后我们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自己负起责任来，还要真诚地帮助党外民主人士，让他们也担起担子，扩大他们的事务参与权，否则的话，人家就会觉得有职无权。文教机关工作人员要经常地检查改善，做好对党外民主人士的团结，做好文教机关的统战工作。各级党委机关，要仔细检查统一战线工作，总结经验，纠正缺点，放手给非党干部以履行其职务的权力，帮助他们做出成绩来。能否帮助党外民主人士做好工作，在习仲勋看来，完全可以作为衡量党员干部是否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标准。

　　重点在党内开展自我批评，树立文教工作榜样。针对文教工作机关内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习仲勋指出，除了对极少数特别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采取严肃处理之外，对于一般的官僚主义，主要还是通过检查工作，批评教育的手段。关于具体的方法，习仲勋认为，应该是自上而下，先从领导做起，再自下而上地开展群众性的批评。重点是要放在党内干部的自我批评上，党员干部要主动地检查自己工作，不能将相关责任推在别人身上。至于党外人士，不做硬性要求，听其自愿，只要求学习文件精神，不要求当众做检查或检讨，对他们的要求不能太高，只要他们愿意参加学习就好了。但是对于民主人士，有些要求进行自我检讨的，要表示欢迎，要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政治上的认识水平。

　　(二)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

　　建国后，习仲勋在领导西北局工作期间，在文化统一战线方面，紧密围绕党政中心工作来进行，通过报纸新闻工作，进行时事宣传、联系群众。习仲勋认为：“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2]p133针对新闻报纸工作出现的群众性不足缺点，习仲勋在西北报纸工作会上强调提出，要切实提高报纸的群众性问题，并对新闻报纸工作的性质和方向，以及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方法、作风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思想上要明确新闻报纸群众化。习仲勋指出，新闻工作者要牢牢树立报纸群众化理念。“为群众办报?还是为干部办报?”[2]p133不能产生模糊不清的状态，要在满足群众和满足干部的要求上有着一致性的认识。新闻报纸要真实反映群众生活和群众运动的情况，如实报道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新鲜经验等，这些都是我们指导工作的基础。

　　实践上要落实工作方法群众化。思想上明确之后的关键，是落实在新闻工作者的实际行动上。习仲勋认为：“新闻工作就是群众工作，新闻工作者就是群众工作者，是比工会、青年团、妇联、农会更加广泛，更多方面的群众工作。”[2]p134要真实地反映群众运动、生产，就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熟悉群众。习仲勋反复强调，新闻工作者就要经常到群众中去，与工人、农民多交朋友，只有这样才能多了解、多熟悉群众的情况。时间久了，记者和编辑自然也就成了社会活动家了。只有做到这样，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才能够写出真实反映群众情况的报道和评论，才能将群众报纸办好，才能够培养出更多群众爱戴的名记者和名编辑。

　　三、妇女运动的统战实践

　　无论是在革命年间，还是建国后，习仲勋一直认为，做好妇女工作是做好统战工作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早在陕甘宁边区时期，习仲勋就高度评价妇女群众运动对党的事业做出的贡献。他指出，在土地革命时期，广大妇女同胞与我们一道创建了红色苏维埃政权;在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一起巩固边区，支援前线，为取得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建国后，为了进一步发挥妇女群众运动的积极作用，习仲勋做出了深入的实践探索。

　　以成员多样化的组织为形式，开展妇女统一战线工作。习仲勋强调指出，一切群众工作，都应该是统一战线的群众工作，而对于妇女运动，就更应该是极其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采取何种形式，如何将广大妇女联合在一起，一直是习仲勋思考的问题。他认为，这样的组织应该是妇女代表大会，其中要包括工商学各界的妇女同志，只有这样才能把广大妇女群众紧密联合在一起。在建立代表妇女群众各阶层利益的社会组织基础之上，还要定期将妇女群众组织起来，进行交流协商关于她们权益的问题，逐步提高妇女对于自己权益保障的认识，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中去，把实现自身目标和国家共同利益有机结合。

　　从物质精神两方面入手，彻底解放广大妇女群众。习仲勋认为：“妇女群众们的彻底解放，第一要参加生产劳动，第二就要和愚昧做斗争。”[2]p118首先，从物质基础层面上出发，发动组织广大妇女参加生产运动，以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建国后，虽然妇女工人数量有限，然而她们依然是建设新中国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仲勋十分重视对女工的工作，通过表彰典型劳动模范的方式，号召全体女工树立劳动光荣的意识，使她们认识到劳动创造一切的道理。对于大量无职业、不正当职业的妇女，习仲勋不断创造条件使她们都有平等参加劳动的机会，并在其中倡导劳动致富的社会风气。其次，从精神文化层面出发，以学科学、学文化为内容，提高妇女的基本文化素养。为扫除封建思想的消极影响，习仲勋提倡组织妇女以学文化、学科学为主要内容，开展多种形式的精神文化教育活动。如通过妇女冬学识字运动、青训班等，大大提高了广大妇女文化知识水平以及关心政治的热情。对于原有的少数女性知识分子，要注重她们的思想改造，引导她们确立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不断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