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龙岩发生武斗归罪于“农司”，这是非常不公正的。应该把“农司”同无组织的农民区别开来，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是“农司”的成员。更应该看到，具有长期革命斗争历史的龙岩人民，对于当年在白色恐怖下坚持长期斗争的革命干部有着何等深厚的革命感情。当他们看到他们所敬重的老干部无端被打成“叛徒”时，那激于内心的愤怒火花，一经点燃，迅速就可以形成一股扑不灭的大火。何况，“文化大革命”不同以往，这不像当年“反地方主义”、“反民主革命不彻底”、“反右倾”，乃至于眼下的“反走资派”那样，可以贯彻中央指示为由，听任指挥棒左右一切。以往的那些运动，人民群众即使有意见，最多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而已。“文革”是一种特殊条件，大民主不是可以垄断。人们既敢怒，也敢言，甚至也敢动武。而高希山正希望这样：龙岩只有乱，他才有借口给“临勤委”扣上无法控制局势的大帽子。他才可以乱中取胜。这个道理，是不用太复杂的脑子就可以理解的。应该说，趙凡夫提出的三点要求，在策略上是完全应该接受的。有了“农司”这个组织，“农司”就得为那些无组织、但却敢于以不负责任的行为替老干部们抱不平的农民和市民负责。这样，凡是普通群众做出来的事，都可以有“农司”做替罪羊，是新字派干的！

　　六月九日到十一日，风动厂“红卫”组织了一批人到“临勤委”，围攻罗炳钦。罗体弱，难支持。

　　六月十一日，龙岩城里发生一场小规模的工人和普通群众的冲突。

　　这一天傍晚，水泵厂“五一”联队整队从厂里开出。该厂位于城西，地属西安村，是与农民比邻而居的。他们一出厂门，便一路高呼 “打倒叛徒邱锦才”的口号。从六月五日“八二九岩司”奉命“揪叛”以来，除了军分区的宣传车外，还没有一个群众组织敢于公开亮相，高喊“打倒邱锦才”。现在，“五一”联队第一个这样做了，因而，才出厂门不久，便引来了不少群众，其中大多数是附近的农民把他们截在半路上，同他们辩论。“五一”联队见势不妙。他们担心，这样辩论下去，会陷于人海之中，因而，立即见机退回。有些群众以为他们示弱，也跟着他们冒冒失失地窜进了厂大门，这下子可好！第二天，便有了一个新闻：“农司”挑动群众斗群众，并且派农民打进水泵厂。他们的大字报更是绘声绘色地描述，“农司”如何用石头、砖块打傷水泵厂“五一”联队的造反派战士。水泵厂外是大街，哪有现成的石头、砖块呢？“文革”中有许多事情是难明真相的，因为，事情的发端，有的正是故意设成圈套。像这样的事情，“农司”才成立不几天。怎能事先预料到“五一”联队将整队游行因而进行策划呢？

　　高希山得知消息，第二天便来水泵厂探望所谓被打傷的红字派工人。他给他们打气：“打叛的大方向是绝对正确的，你们必须坚持这个大方向，高举‘揪叛’的旗帜，决不能屈服。闽西红旗不倒是个假象。现在是到了揭开真相的时候。打邱仅仅是开始，还有比他更大的埋藏更深的炸弹。我们人民解放军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打好‘揪叛’这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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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风动厂的两派公开决裂。参加红字派的“红卫”以暴力行动把厂内参加“东方红”组织的职工和家属全部撵出厂外。“红卫”当时得以参加“闽老”，是陈育光做的说客，他们多是转业军人，年纪较轻，也比较单纯。从他们的政治表现上看，也是最容易受蒙蔽的。他们于66年12月参加“红色闽西”，67年1月参加“闽老”，67年2月，却是他们带头砸 “闽老”，6月，又是他们带头把厂里的另一派群众打出厂外。如此反复无常，正表明他们在政治上的投机性。风动厂的“东方红”大多数是老工人，他们在社教中保厂长郭德根而同工作组发生激烈的摩擦，因而，风动厂的两派可以说是很早就有了雏形。这次，他们公然行暴，闖进了“东方红”职工的住宅，把他们撵了出去。“东方红”的老工人多是带家的人，年老体衰，有老有小，那里是年轻小伙子的对手，只好空着手逃进城里，要求“临勤委”庇护。在龙岩，因为两派对立首先被搞得家破人亡，无家可归的，就是风动厂“东方红”组织的群众，他们离开了厂后，有的回了原籍老家，有不少流落在附近的条围、西山、陈陂几个村。

　　此后，便不断有附近的农民同“红卫”发生摩擦。农民站在“东方红”一边。

　　六月已是初夏，“东方红”群众空手离厂，暂时混得几天日子。但要长期坚持，困难就大了，因而，难免有人悄悄潜回自己的家里，拿出些日用品。六月二十六日，“东方红”的谢松江等人回厂拿衣物遭到“红卫”一派拳打脚踢，结果，不但什么都没有拿到，反被打得头破血流，狼狈逃进城里。

　　“东方红”受其对立派的压制深受新字派群众的同情。但他们对“红卫”无可奈何。他们知道，风动厂是制造武器的工厂，惹他们不得。如今“东方红”的职工为了拿几件衣服还遭到毒打，更怒不可当。此时，福州的“省革造会”因为同解放军战士发生摩擦，正在屏山路静坐示威。这个行动给龙岩的“农司”以启发，因而，在事件发生的当天，“农司”便发动了一批群众，包括风动厂的“东方红”到水门的军分区大门口请愿。他们提出了五条要求，其中有：

　　一，强烈要求军分区惩办“6·26”殴打“东方红”职工的凶手；

　　二，揪出“6·26”事件的幕后策划者；

　　三，赔偿受害者的一切损失。

　　这些要求当然并不是很苛刻，但做起来就很难了。因为这是在“文革”的特殊环境下，加之，他们还提出了一条更为过分的要求：指名要高希山亲自接见。这一要求，恰巧给高希山授之以柄。

　　“我早就说过，‘临勤委’无法控制局势。你们看，这不是证明？连我们军分区都不得安宁，把我们困在里面，什么意思？我们军队还能支什么‘左’！我还是一句话：龙岩必须军管！”高希山理直气壮地在分区党委上发言。

　　分区党委多数站在高希山一边。柴裕兴、张云程都支持龙岩军管。趙凡夫没有法，少数服从多数嘛！只好同意上报福州军区批准正式宣布龙岩军管。不过，他有保留：要做好两派的工作，否则，军管了，也不一定能稳定局势。趙凡夫是个党性很强的人，对于此事，他一直守口如瓶。

　　静坐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战术。福州“省革造会”在屏山静坐尽管为时不久，但坐到后来免不了稀稀拉拉，以后，甚至唯见旗帜，不见其人，因而，唯有以失败告终。但在当时，仿效之风盛行。福州能静坐，别的地方自有傚尤者，难得会有一个深思熟虑的谋略。

　　在这样一个并不高明的举动下，又要求高希山接见，这就不免给这一次静坐逼上了绝境。高希山大可以消消停停，拒不接见。他有他的理：风动厂出现的问题，同他有何相干？指名要他接见正是冲着他而来，他不能轻易去冒众怒的风险。

　　可新字派的群众并不罢休。于是，军分区的门外，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也有一股愣劲：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两方都不让步，自然形成了一个僵局。新字派从请愿变成了静坐。他们坚持：高希山不接见，他们就不撤。此时，已是盛夏之时，白天炎热异常，晚上却好消夏。龙津河上的晚风，正从南面顺着水门巷习习吹来。给静坐的群众带来凉爽的快意。为了保持大街上有人坚持静坐，新字派的群众日夜轮换，倒也坚持得像模像样。“新一中公社”组织几百名小将昼夜轮番参加静坐的同时，还派出宣传队到静坐现场演出，鼓舞斗志，坚持了一个星期。至于给养，“农司”头头们十分老到。他们安排了各个公社轮流送粮送菜。他们都不让自己的公社失面子，每天都抬来了整头整头的猪，一担担米菜，排成队伍，从龙岩西门一路浩浩荡荡，敲锣打鼓，步行到分区门口，大有当年 “送郎当红军”的风采。当时，北京西城区有一派群众组织正派人来龙岩收集王定华的材料。王定华原是龙岩地委副书记。“文革”初期，刘少奇派工作组进校后，曾从全国各地选调一批领导干部去北京工作。王就在那时被调到北京西城区。此时已担任西城区革委会副主任。来龙岩外调的一派是来收集打王的炮弹。当他们在龙岩街头上看到农民如此踊跃地支持造反派时，不禁夸奖：还是老区群众觉悟高，他们如此满腔热情支持革命，实在大出他们的意外。

　　但静坐牵动的是数以千计的群众。高希山料定，新字派群众尽管一时热情高涨，却不可能长期耗下去。只要他打定主意，硬顶下去，过不了几天，静坐的群众徒劳无功，就会再衰三竭。他对此胜算在握。

　　趙凡夫也深知会有此结果。何况，造反派嘴硬而心散，各有各的主张。长期耗下去，只能加速军管，决不会有任何其他的结果。为此，他把在“临勤委”政治部工作的军分区干部：政治部副主任澎湃、宣传科长张景强、干部科长王国策、干事李莘耕等全部动员了出来，叫他们到静坐的群众中分头做工作，劝他们尽快撤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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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群众的头脑正在发热中。尽管静坐已出现难以为继的迹象，静坐的群众越来越少，有的地方也出现只见旗帜不见人的现象。不过，头头们决不愿意毫无收获，就此收兵。但越是坚持，便越显被动。高希山就越加有理由要求军管。而在当时，什么机密都很难有不透风的墙。龙岩要实行军管的消息也逐渐为新字派所知悉。为了保住 “临勤委”，他们只好发表一个短短的声明，偃旗息鼓，撤走了军分区门口静坐的群众。

　　七月五日，军分区把新字派各组织的头头们召到中级法院审判厅向他们正式宣布，自即日起龙岩地区实行军管。军管后，军管会的机构同“临勤委”一样，主任是趙凡夫，生产指挥部是张洪林，政治部是澎湃，保卫部是高希山主持，希望大家支持，也不用担心。主持人不征求任何意见，便宣布散会。

　　“临勤委”的委员们、新字派的头头们没有问上一问的机会，本就气得鼓鼓的，一走出中级法院，便看见对面专署八字开的门口外，有十几位全副武装的战士正跑着步气喘嘘嘘地停在门外的墙边，贴上宣布实行龙岩军管的布告。他们立即过去，围着布告指手划脚。

　　“什么？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就要军管了？“文化大革命”闹成这个样子，责任在谁？军管了，龙岩能太平吗？”

　　“这是政变！政权更替了，‘临勤委’算什么？不是被否定了吗？”

　　“省军管会真偏心！南平也夺权，为什么不军管南平？大概是因为陈洪波是八二九观点，所以得到支持。我们夺了权就反对，这可是大有文章啊！”

　　“可是，如今已成事实，他们搞突然袭击，我们措手不及了，不接受能成吗？”

　　“不成！龙岩军管，就是否定我们，是要我们去坐牢的，可不能束手待毙！”这是卢超良的判断：“我们不能轻易表态。拥护军管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

　　说罢，卢超良便起身走开了。他不是回家，而是去找“农司”的同志。

　　当晚，“农司”的许多人在苏溪大队一座尚未装修的新盖楼房里紧急集会，商讨对龙岩军管的对策。

　　“什么军管！我看就是高管！高希山把我们当成敌人。他抓了权，不但会把邱锦才打成‘叛徒’，闽西的老革命都会让他打倒的！”有人一针见血的指出。农民的忧虑，其实并非无病呻吟，它确为以后发生的事实所证实。

　　“抵制它！我们坚决抵制。它要管，我们就让它管不成！”林忠雄挥着胳膊，断然表示：“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像当年对付杜老狗收租那样，就一定办得到。我们要让高希山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杜老狗收租是龙岩老一代农民人人皆知的故事。说的是国共合作期间，龙岩的地主们企图向农民反攻倒算，组织了业主团向农民收租。西桥地主开第一炮。他到条围要魏金水的老父魏根木缴租。地下党组织了农民斗得杜老狗狼狈不堪，最后不得不放鞭炮赔不是。

　　抵制军管，像当年对付杜老狗那样，这个主意，立即搏得了到会许多人的赞赏。

　　“对！对！坚决抵制龙岩军管！”

　　分区领导，包括趙凡夫在内都不曾料到龙岩军管会遇到如此激烈的抵制。军管龙岩的第二天，即七月六日，龙岩城上下到处张贴着 “坚决抵制军管！”，“要‘临勤委’，不要军管会！”的标语。

　　韩先楚曾经说过一句发人深思的话：“得罪农民，死无葬身之地！”农民一经发怒，有时候不免令人感到可怕。当时，他们有一个十分幼稚的想法：决不能让红字派在城里举行拥护军管大会。这个大会开成了，无异于军管管成了。龙岩背山临水。背山的那一面靠北，过去是刑场，坟地，原本十分荒凉，除了大跃进期间开了一条环城公路外，人烟稀少。再往北是青草盂，乃是一个劳改农场。龙岩的厂矿多设在龙津河以南的一边，而高希山的支持者大多数是工人，他们进城非得过桥不可。如今，龙岩的农民发怒了，他们在防修桥、西兴桥、西桥、南门桥、车头岭桥设了岗哨，手持扁担，不让拥护军管的游行队伍进城。

　　龙岩军管会只有一张布告，却没有挂牌办公。在抵制军管的浪潮声中，现在地专大院里究竟是“临勤委”还是军管会在行使职权，谁都不甚了然。龙岩地区所属七个县，在宣布军管后，有的拥护军管，有的拥护“临勤委”。拥护“临勤委”的，也跟着龙岩新字派在抵制军管。这就使得在生产指挥部抓日常领导工作的赖荣光左右为难。赖荣光是长汀人，早年参加红军，授大校衔，行政九级，待遇同少将。进军西藏后，曾任西藏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文革”前离休，在龙岩干休所定居。平时他对毛主席著作很下工夫，被军内选为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文革”期间，他觉得应该响应毛主席号召，关心国家大事，因此，向大区领导请示，希望协助军分区支左。大区领导也很支持，指示他到“临勤委”生产指挥部协助张洪林。眼下碰到这种情况，他只好左右逢源了。你下面是拥护“临勤委”的，他在电话里便就告诉他，这是“临勤委”的生产指挥部；你若是拥护军管的，他便回说是张副司令领导的生产指挥部。他担心因为两派的争执影响龙岩地区的生产而坚持了生产指挥部的日常工作，采取了这一招，到是十分奏效的。虽然，他不支一派打一派，但到后来，却一样被无端地打成了“军内败类”。这真是他始料不及。

　　抵制军管等于否定了福州军区领导的决定，因而，单在下面抵制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新字派决定组织两个代表团，一个赴京，一个赴榕，以便取得“中央文革”和省军管会的支持。两个控告团在同一天乘火车出发。

　　赴京控告团主要是一些老革命代表、几位革命老妈妈，也去了一些地、县机关的干部。他们相信“中央文革”是代表毛主席司令部的声音，希望争取“中央文革”对邱锦才是否叛徒作个明确表态。当时，他们的这一想法未免过于天真。所谓 “揪叛”来头正在 “中央文革”，因此，这个控告团上了北京，实际上毫无所获。

　　上福州的控告团规模较大，由孙桂生率领，有李学良、沈天民和我等笔杆子，也有一些专门造声势的人员，如上街刷标语，散传单，揭露龙岩军管的真相。

　　七月十四日，红字派的群众采取分散进城，突然集中的方式，准备在中山公园举行一次拥护龙岩军管的大会。新字派是坚决反对“军管”的。一致认为实行“军管”，实际上是否定有军分区领导参与三结合的“临勤委”，是军队自我否定的乱军行为。因此，当日一早，农司下属各部已在进入龙岩城的各个路口、桥头把守，不让红字派组织结队往中山公园开会。到八时许，中山公园里只到了三、四百人，是城内和部分城外分散进来的。此时，十几名新一中公社小将簇拥抬着一个早一日做好的竹编纸糊的“大棺材”，上面写着“军管会千古”五个大字，放在公园台上，并大声齐念毛主席诗词送瘟神中的一句：“纸船明烛照天烧”。足以显现新字派反对军管的气概。九时许，几百名新农司人员，冲进中山公园内，驱赶参加“拥护军管大会”的人员。会场内的红字派还在期盼大批人员能到达会场，不知他们已被农司拦截进不了城，仍然无动于衷。而且有人带头齐喊：“坚决拥护军管！” “打倒大叛徒邱锦才！”激怒了农司。顿时，农司人员撕扯红字派手持的拥护军管的标语、横幅，双方发生扭打。少数身带扁担的农司人员，手挥扁担。红字派乱了阵脚，吓得抱头鼠窜，离散逃跑。其中一百多名冲出中山公园，向马路斜对面的中级法院审判厅躲避。几十名农司人员尾随追去。就在这危急关头，新一中公社顾全大局，紧急集合二百多名小将，赶赴现场，和已在现场劝架的地专干部一起，手挽手拉成两道人墙，把被殴打的红字派和农民分隔开来。劝说他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当场解救了一百多名红字派人员。事发当时，赵凡夫、罗炳钦也赶到现场。趙凡夫一再向农民宣传，要坚持《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有的农民不认得趙凡夫，也对他无礼，回答他：“我们农民不懂得什么叫十六条，十七条，只有扁担一条！”当时，虽遇些阻力，但是，在赵凡夫、罗炳钦及地专革委会和新一中公社等多数组织的努力劝止下，“7·14”局部武斗事件很快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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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事件，就是红字派大做文章的所谓“7·14”事件。这一事件是在“临勤委”的领导人罗炳钦、趙凡夫以及新字派的头头们劝阻下才制止的。确实有一些红字派的群众挨了扁担，负了不同程度的伤，但没有造成人命的损失，而且在劝阻过程中也有不少新字派的群众挨了拳头，包括趙凡夫、罗炳钦等。应该说，这次事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人们不免要问，在当时的气氛下明知有可能发生武斗，高希山有什么必要拿红字派群众的性命去下这场赌注呢？

　　不妨说，“7·14”事件是出于高希山的政治需要。这个事件几乎被描绘得有如中世纪的野蛮，荒诞，可怕，竟被说成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且看红字派的《汇报材料》。是如何夸大其辞的：

　　“7月14日事件，是趙邱之流及其死党蓄谋已久一手策划，三凑合“临勤委”直接指挥的一次大规模，有计划，有准备的反革命暴乱，是一次对革命造反派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邱锦才赤膊上阵，李来鉴、卢超良、孙桂生、陈育光等直接指挥，调动大批农民，手持各种杀人凶器组成七路大军，四出阻劫前往人民广场参加拥护军管龙岩大会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当天共被抓120多人，被打傷600多人，其中重傷160人(解放军战士21人)，野兽们大耍流氓手段，撕女人衣裤，抓女人阴部，无恶不作。中级法院，汉剧团，运输总站仓库等公房打得一塌糊涂，政法机密档案，武器弹药劫洗一空，不仅损失严重，而且致使工厂停工，交通中断，人员被迫外撤，白恐怖笼罩城内外。”(见《汇报材料》第四页)

　　《汇报材料》对“7·14”事件的描述没有一句是真话，但有一个事实他们却没有勇气直率承认：在所谓“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竟然未死一个人。

　　这一事件在他们的刻意描述和煽动下，不仅加深了两派的对立，也蒙蔽了外县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

　　武斗威胁着人的性命，因而住在龙岩城里的少数红字派群众不免惴惴不安。高希山利用这个心理，指示在龙岩的红字派骨干立即转移各县，在各县武装部的配合下，把“7·14”事件作为一个可以惑众的题材广为宣传。

　　当时，龙岩专区所属各县，“文革”起步较晚。许多县才有一点动静，便碰到“1·26”斩黑线，被整得晕头转向，因此，各县大多未经夺权便把党政财文大权过渡到各县武装部，早已有军管的实权。此时，他们听到龙岩“临勤委”是大叛徒、右派野心家、军内败类“三凑合”篡权，把矛头指向解放军，“7·14”事件又是“武力镇压”拥护龙岩军管的造反派，使龙岩血流成河，如此等等，由武装部派干部下乡去宣传，谁个听了，能不义愤填膺！高希山利用“7·14”事件取得了成功。他们把其他各县群众爱护人民解放军的纯朴感情转化为对龙岩新字派的仇恨。后来，他们在上杭矶头成立“龙岩拥军总司令部”就是以此为基础的。把一派群众组织叫做“拥军总司”，大概在全国仅此一家。它统领着龙岩地区的红字派。其用心是十分险恶的：只有参加“拥军总司”才能算你拥军。它公开把另一派群众组织打成了反军派。凡不参加“拥军总司”的，你就是反军。

　　七月十六日风动厂“东方红”的几位老工人又回厂去拿衣物。风动厂的住宅区在厂的西部，厂区在东，门朝北。要到住宅区，必先经过厂前的大道。当他们经过大门附近时，突然遭到真枪实弹的射击。老工人许良佐当即中弹负伤，这一声枪响，标志着龙岩武斗已经升级。他们悍然动用了国防工厂的武器，显示了高希山试图以武力镇压新字派的决心。这一事件的发生至少也可以说明，江青所提出的“文攻武卫”这一口号此时可能已通过高希山一伙传到了红字派，使他们敢于动用枪杆以“武卫”之名来压制另一派，而新字派对此却毫不知情，更没有试图夺枪武装自己，他们始终都是相信省军方的领导会客观的，审慎地处理面临的问题。

　　这一不该发生的事件当天便传到正在福州住在尚未完工的鸡公山五一疗养院里的新字派控告团。此时，他们刚用过晚饭。他们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从此闽西将无宁日。他们应该争取省军管会的及时理解，因此，当即把队伍开赴西湖交际处向省军管会请愿。他们提出几点要求，应该说是极其合理的：

　　一、要求省军管会采取措施制止龙岩武斗升级；

　　二、立即采取措施禁止动用国防工厂的枪支弹药镇压群众；

　　三、惩办“7·16”开枪伤害群众的凶手和幕后策划者；

　　四、撤销龙岩军管会，支持龙岩“临勤委”行使权力。

　　当然，最后一条正是控告团此行的目的。

　　应该说，福州军区对龙岩武斗升级，从表面上看来，是很关切的。这不仅在于发生了“7·14”，还紧接着发生了“7·16”。这些事件都是因为宣布军管后使龙岩两派的矛盾激化起来的。现在，新字派的控告团已经漏夜在交际处内的一块坪地上静候。大区领导们感到事态的严重，也立即作了研究并决定派大区副参谋长熊兆仁将军带了司令员韩先楚、副政委廖海光连署的一封信，连夜出发，赶赴龙岩。

　　十七日凌晨四时，省军管会派人接见了控告团，向他们转告了大区领导的决定并希望他们不要滞留福州，马上回龙岩抓革命，促生产。要相信省军管会会正确处理龙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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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神州大地正处于风云突变的危急关头。江青接见安徽造反派时，抛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这个口号谁都可以使用，因为谁都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革命左派。“文攻武卫”的口号一经实践，许多地方立即陷于内战的漩涡之中。七月二十日，王力又到武汉，策划镇压“百万雄师”，打倒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而在福州，七月二十日也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火烧了交际处的一座楼房。全国在大乱中，到处血雨腥风。

　　熊兆仁将军是永定湖雷人，正是新四军北上抗日时的老红军战士。韩先楚、廖海光派他来龙岩，用意是明显的。也许，他们希望通过熊兆仁与闽西干部之间的亲谊，做好安定民心的工作。

　　七月十八日，熊兆仁带了韩、廖于七月十七日连署的信件，由趙凡夫、罗炳钦陪同，一起来到隔后村(邱已经从石粉村转回隔后)拜会了邱锦才，亲自向他面交了韩、廖致罗、邱二人的亲笔信。

　　韩、廖的信，若在平时是应该会得到群众的理解的。对龙岩两派的核心问题也有着明确的表示。信中说：“二八”夺权是革命“三结合的夺权，希望你们坚持“二八”夺权的斗争大方向。你们二人长期在龙岩工作，在群众和干部中间有相当影响，希望你们大胆出来，支持部队支左，做好两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为了解决龙岩问题，特派熊兆仁同志去龙岩，同你们共同商讨解决龙岩问题的途经。

　　“韩司令、廖政委的意思，信中已经谈明白了，我没有别的好说，一句话，是希望阿才回去！”

　　因为信中还有含糊之处，龙岩实行军管是以省军管会的名义宣布的，如果保持军管，要罗、邱回去，又该回哪里？在邱锦才沉吟着未作表态时，巫萍插了话。她直截了当地问：

　　“参谋长，你是知道，军分区出动了宣传车在大庭广众中宣布阿才是叛徒，照说是被打倒的对象了，应该靠边站。我不明白，你要他回哪里？”

　　“你这就过虑了！阿萍同志，韩司令、廖政委写信给阿才，就是承认他二人的革命领导地位，这不是一个明确的表态吗？有什么好怀疑的？请相信我吧！”

　　“可是，现在已经军管了，我还有必要回去？”邱锦才有意问个明白。

　　“那好办嘛！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按说，龙岩军管是省军管会作了决定，总不能视同儿戏，朝令夕改吧！要撤销龙岩军管会，我实话实说，这可不现实。省军管会令出不行，有了先例，可不好办。如何解决？我们设想了一个方案，比较起来，还是可行的。”熊兆仁首先强调了撤销军管事实办不到。但还有着折衷的余地。他说：“可以挂两个牌子，‘临勤委’一个牌子，军管会一个牌子，两个牌子，一个班子。你们还是回“临勤委”！”

　　熊兆仁也会见了柴裕兴、高希山，严厉批评了风动厂“红卫”动用国防工厂的武器弹药杀伤本厂职工一事。

　　“风动厂的枪，我们管不着！”高希山立即顶撞：“他们归国防工办管，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这说法，可不对了！”熊也生了气，不过，他在极力克制自己：“什么井水不犯河水？我们解放军‘支左’，就是要做工作。首先，要保护地方的安宁，要挺身而出，制止武斗！风动厂拿出真枪实弹，杀害无辜，你能不管？你们口口声声说，‘临勤委’控制不了局势，要军管。现在，省军管会批准你们军管了，你又说你们管不了风动厂。一个风动厂，你们说管不了，把整个闽西交给你们，靠你们几个人能管得了吗？要看到地方干部的长处！不要以为实行了军管，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龙岩出了这样的事，不是小事。所以，韩司令、廖政委十分不放心，才叫我来嘛！”

　　“熊参谋长批评得很对，我们总要做工作嘛！不管是‘临勤委’，还是军管会，我们军分区都负有领导责任嘛！”趙凡夫是个老实人。想到风动厂动用武器的事，心头十分沉重。

　　“是吗？那就好了，不用我多说了！”

　　高希山暗哼了一声，出声说道。他在暗想“你愿负责，你就负责吧，看你能负多大的责！”

　　熊兆仁对高希山的态度觉得很不是滋味。不过，作为上级领导，何况是为此事专程而来，他应该作出个决断。

　　“不管怎样，我必须说个明白，大区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决不允许风动厂动用国防工厂的武器杀害群众，今后再发生这样的事，唯你们是问！”不过，这最后一句话，显然是他示弱了。唯你们是问，这“你们”二字，当然包括趙凡夫，他是分区党委负责人。而现在，问题的症结不是他。

　　高希山乐得沉默，心想：唯你们是问。好呀！我就要看看，你如何唯你们是问！

　　邱锦才被请了回去。熊兆仁召来了“临勤委”的委员们共同商讨龙岩的大计。对于两个牌子的主张，虽然有些委员存在疑虑，但在罗炳钦、邱锦才的劝说下，到底被接受了。

　　“两个牌子，可以接受嘛！上海从解放到现在，还挂了个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牌子！”

　　“两派总要大联合的。红字派不接受‘临勤委’，由军管会出面，好做工作！”

　　一些委员散会之后是以这样的口气答复新字派的群众。

　　不过，军管就是“高管”已在人们的内心里形成极为深刻的印象，因而，挂两个牌子的主张立即引起了人们的疑心。

　　这时，主持 “地专革委会”《长征》小报编辑工作的张汉中得知“临勤委”接受两个牌子的主张，不禁大吃一惊：

　　“两个牌子，又是‘临勤委’，又是军管会，这怎么能接受呢？这可包藏祸心呀！挂两个牌子有什么用！‘临勤委’的一块不过是花瓶摆设，就同现在上海的军管会牌子一样，骗人而已。不行！我们决不能答应！”

　　《长征》的编辑班子，基本上是原《怒涛》的人马。有几把好手。游加昌是刻印的专家，能吃苦，要赶任务，准没差错。当下，张汉中立即动了笔杆，写了批驳“两个牌子”的文章。游加昌马上刻，马上印刷。这样，两个牌子的主张方才提出，一个又一个油印小报都唱着同一个调子，发起猛烈抨击，并且严肃警告，在政权的问题上万万不可右倾。整个龙岩城找不到一篇文章支持“两个牌子”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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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兆仁无功而退。他只好对趙凡夫、罗炳钦扼腕叹息：

　　“看来，我无能为力了。两个牌子本来对你们有利，你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今后，你们的担子更重了。”

　　因为，龙岩在反对“两个牌子”，因此，在福州的控告团仍然接到龙岩的指示：要求省军管会撤销龙岩军管，这个目标自然无法实现。控告团未达到原定的目的，却又通过一番努力，把李敏唐再次揪回龙岩，准备组织对他的大批判。但李这次回龙岩，竟连一次批判大会都不曾开成。因为不久之后，龙岩便陷入真枪实弹的武斗之中，谁也顾不了批判趙毅，更不用说批判李敏唐了。

　　七月三十日，拥护“临勤委”的各派重新联合，成立“闽西革命造反委员会”(下称“闽西革造会”)以取代“闽老”。但“闽老”仍旧保留旗号。为什么不用“闽老”这个牌子呢？这是因为陈伯达多次接见福建省的代表时，曾攻击了闽东的老区组织。他说：“解放这么久了，你们还左一个老区，右一个老区，死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阶段，现在还讲什么老区呢？”因而，老区便有守旧，保守之嫌。出自陈伯达之口，更有下一道禁令之效，谁敢冒凟！再者，在肃清所谓“1·26”流毒时，原来“闽老”的下属组织已分化，有的已变成红字派，如“工交总部”、 “政法总部”，而现在参加“闽西革造会”的组织，在“1·26”平反后很多都重新组织过，也已不成其为“闽老”的下属，处于目前的形势，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