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崛起万宁有俊声

　　谢育才，1904年2月2日(农历12月17日)出生于海南岛万宁县文渊村，祖祖辈辈务农，家庭贫苦，兄妹5人，主要靠父亲租佃地主田地，兼挑贩小猪生意及阉猪小计，以补充经济收入。全家十五口，仅以地瓜稀饭糊口。谢育才6岁即在山上放牛，帮干农活。因为家庭贫困，两个哥哥都无法念书，谢育才从小勤奋好学，全家人都希望他能识字，为家里争一口气，好出人头地。在祖祠公尝款资助下，谢育才9岁开始读书，后到加积镇念中学，21岁中学毕业。

　　谢育才从小在艰苦贫困的生活中长大，对剥削阶级有深仇大恨，深感到社会贫富不均，愤恨于地主豪绅横行霸道。中学求学，接受先进思想，他首先发起组织“青年同志会”，立志改造社会。毕业后返乡，血气方刚的谢育才敢于与地主豪绅恶势力作坚决斗争。有一次，地主主持族会，要购枪办“民团”。提出按人口摊派款项，无形中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谢育才“碰”地站起来，反对按人口摊款，主张按田亩摊分。地主们十分惊奇，大声呵斥：“你这小子，嘴上无毛，哪有资格如此狂言!”谢育才据理力争，斗争虽未获胜，但谢育才敢作敢为，深受穷友们赞扬。谢育才并不屈服于淫威，只感到单靠学生进行斗争，力量淡薄，不能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只有团结农友一齐斗争，方能成气候。

　　1925年秋，同乡杨树兴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回来，谢育才喜出望外，两人志同道合，经常密谈到深夜。当时统治海南的是军阀邓本殷，邓实行的是血腥镇压政策。因此不能公开打出旗号，只能组织秘密农民协会，用喝鸡血酒、誓盟生死与共等旧形式来发动，得到贫苦农民的支持，秘密农会组织很快得到发展。

　　1925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与此同时，广州国民革命军渡海进军海南，各地秘密农民协会积极响应。谢育才、杨树兴首先在万宁龙滚发难，组织领导广大农民群众游行示威，打出有犁头标志的农民协会旗号，收缴反动民团的枪械，组织农民自卫军，发动农民起义。起义浪潮波及全县各区、乡，并乘胜占领万宁县城。不久，国民革命军和广东省农民协会同志来到万宁，表扬谢育才领导的万宁农运蓬勃开展，是琼崖地区最早也是最出色的一个县。

　　1926年4月，是谢育才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由广东省农民协会特派员共产党员林诗谦、符光东两人介绍，谢育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不久，便担任万宁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兼广东省农民运动特派员，又兼万宁县农民自卫军讲习所所长。

　　7月，万宁县成立国民党县党部，中共党组织决定派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组织，作为跨党党员，谢育才任县党部农民部部长。

　　1926年，在谢育才等领导下，万宁农民运动热火朝天，农友们被广泛发动起来了，在“打到列强、除军阀”的北阀军军歌声中，大抓恶霸地主、土豪劣绅押送农会处置，反动势力不敢嚣张，胆暗地里切咬牙切齿，伺机报复。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祖国的天涯海角——海南岛，也布满阴霾。4月22日，海南国民党反动派黄镇球、叶肇出动军警，包围革命机关、学校，接着又将屠刀伸向各县。反动军队聚集万宁县城，反动派大开杀戒，一次就屠杀盐墩半岛的革命群众1000多人。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县人民的公愤。

　　“4.22”反革命政变前几个小时，谢育才接到中共琼崖地委书记王文明关于主要干部要紧急转移的指示，立即率领农民自卫军讲习所学员，全副武装，开拔到乐会、万宁边界待命，后在军寮岭迎击进攻的敌军。虽然在军事上没有显著的战果，但在政治上扩大影响，坚定斗争必胜的信心。

　　1927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中共琼崖地委改为中共琼崖特委，谢育才任特委委员、特委常委，兼任“琼崖讨逆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10月，中共万宁县委成立，谢育才调回万宁，任万宁县委书记;11月，“琼崖讨逆革命军”改编为“琼崖工农革命军”，谢育才兼任东路工农革命军第二营营长。

　　1927年11月，举行武装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立即发起暴动。中共琼崖特委派常委何毅前来万宁县，任暴动总指挥，谢育才任副总指挥。

　　暴动武装兵分两路攻打万宁县城，群众兴高采烈，扶老携幼，争着去看解放万宁县城，因而部队后边，拖着几万群众，攻城部队不能轻装，行动迟缓，走了几天方到万宁城下，庞大的群众队伍食、宿等方面有待安排，增加了部队的困难。而南北两路未能在晕约时间到达，然而，城内敌人却有充分的时间加强防备。因此，攻城失败。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攻城指挥上的失误，但万宁起义是对反动派屠杀政策所进行的武装抵抗。作为县委书记和暴动副总指挥的谢育才，承担了领导责任。

　　1928年夏，蔡延锴奉命率国民党第十一军1万多人渡海入琼崖镇压革命，局势陡然逆转，原来生气勃勃的海南岛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此时，中共琼崖特委在王学增的领导下，执行右的错误策略，命令特委、县委、区委全部退出根据地转入地下活动，放弃了对武装斗争的必要领导。各县的武装力量失去了统一领导，被敌人各个击破，少数撤至山上坚持斗争。敌人实行“坚壁清野“移民并村”，把山区的群众强迫迁到敌人圈定的“战略村”去。敌人常着便装假冒红色武装战士敲群众的门，一旦开门便惨遭残杀，群众真假难辨，搞得人心惶惶，不敢接待红军。红色武装得不到群众支持，病死、饿死在山上，党组织受到严重的破坏。琼崖特委先撤至海口，最后又被迫撤到香港，海南的革命斗争遭受严重的挫折。

　　1928年11月，正是万宁农民大暴动的周年日子，一天晚上，敌人荷枪实弹，包围了谢育才家，此时谢育才已撤退上山，不在家。敌人逢人便杀，卧床不起的母亲、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及四个侄子(最小的年仅5岁，最大的12岁)均被敌人用刺刀捅死，鲜血溢满家室，惨不忍睹。谢育才的家产全部被没收，房子被烧毁。离家逃亡在外的前妻和小女孩又被反动派抓获，敌人以300元价卖到定安县。小女孩谢莹到处流浪，被幸逃虎口的侄女带回家乡，搭一间简单小屋居住，艰苦度日。谢育才早已撤退到六连岭，父亲病死在山上。在这之前，时担任少先队长的妹妹，被反动派逮捕，遭杀害，抛尸河中，不准家人收殓。

　　谢育才在山区，痛惜父亲病亡，又获悉全家遭害的噩耗，悲愤不已，掩埋了父亲的遗体，下定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以报血海深仇。

　　1928年底，为保存骨干力量，中共万宁县委决定将一部分较有色彩的同志，撤出岛外，以避目标。共分两批，谢育张翼李俊新等为第一批。

　　1929年春，谢育才离开六连岭，转移到东山岭南面乌场港一个小石头山上隐蔽。一个月后方乘渔船离开海南。5月到达广州湾(即湛江)，搭轮船到香港。在香港见到中共琼崖特委书记王学增及共青团特委书记官天民，组织上决定谢育才仍回海口，参加特委地下工作。但一时尚无法回去，经与广东省委研究，决定派谢育才去马来亚，代表特委与马共联系，要求他们协助收容、组织、动员逃散在外的党团员回海南去。

　　到了新加坡，谢育才找到马共中央书记徐天炳(定安县人)、马共中央委员黄会聪(谢育才的表弟)。谢育才转达了琼崖特委的意见，要求他们协助逃避而来的党团员、干部，加以教育，适合回琼崖工作的人，陆续输送回去。谢育才并交给海南各地离散的党团员、干部名单作为寻找线索。谢育才在新加坡停留了四五个月，顺利完成了特委交给的任务。#p#副标题#e#

　　二、 逃脱铁牢赴苏区

　　1929年底，黄会聪告诉谢育才：“国内党组织来函，通知你回国。”1930年初，谢育才离开新加坡，准备回琼崖。途经香港，由同乡莫宾如安置，和小邢及陈某住在一起约一个星期，尚未与省委联系上。邢、陈约他到跑马地参加工人示威游行。因迟到跟不上队伍，谢育才即被便衣警察逮捕，解至巡捕房，并派员到他们住处搜查行装。审讯时，谢育才三人用假姓名蒙混，并云是到上海读书的新加坡华侨子弟，要返回就学。警察引叛徒进来辨认，认不出他们，因此被判“驱逐出境”，即令去上海。过几天，被便衣押送上太古轮船，坐货舱，直送上海。

　　谢育才三人在上海龙华码头登陆，暂且在永安公司旅馆住下，由小邢写信给他的在大学读书的哥哥，于是与同乡们联系上了，先找到符赤民、何君清，又通过他们，联络了郭曼果，并认识郭在上海的好友、同学杨毅和郑心映，与同乡青年频繁往来。

　　谢育才为了要转交组织介绍信，由符赤民、何君清介绍，认识了陈三爹(外号)，他是江苏省委组织部专职干部，他把谢育才的介绍信转到中央后，4月，中央组织部派人来，通过陈三爹与谢育才交谈两次。了解谢的历史与工作情况，认为谢育才不宜再回海南，决定分配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但走之前，要参加一次特别训练班，然而训练班开学时间未定，要等候通知。因此，谢育才暂且参加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党支部工作。组织上特别交代，要严守秘密，不得对任何人，甚至党支部领导人透露组织安排。

　　谢育才接受组织安排，找到第三街道党支部，了解了支部的任务是在北川路中段及两旁地带做宣传鼓动工作，散发传单、贴标语等，都在晚上进行。但敌人密探、特务经常埋伏于暗处抓人，工作较难开展。6月中旬，改选党支部书记，众推谢育才担任，由于“秘密”不能公开，谢育才有口难言，只好勉强承担。

　　这期间，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机关，6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至此，李立三的各项“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政策正式式形成文件，向全党全国各地发送。

　　6月中旬，上海总行动委员会下令，沪东、闸北等区，举行“纪念台湾亡国日”，发动示威游行，包围日本领事馆，要求党团员都得参加。

　　这是一次“左倾”盲动。当时，各国领事馆周围都布满密探，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一位姓谢的台湾籍人担任此次行动总指挥。时间一到，他即发出“行动”信号，但立刻被密探逮走。其他党团员继续行动，散发传单，又被抓去几人。这时谢育才旁边一青年携一包宣传单，却不敢散发，扔在地上。谢育才走过去，用脚使劲一蹬，踢散了传单，即被敌逮捕。这样的盲动，造成很大损失，敌人轻而易举地逮走了7人。

　　到了巡捕房，谢育才被推进一小牢房，里边挤满二三十人，又黑又湿。谢育才改名黄纪母。此时他思想包袱很重，无谓的被捕，破坏了前往中中央苏区的计划，心里很难过，饭也不想吃。几天后，肚子剧痛，让医生治病，没效果。第二天，痛得更厉害，急送犯人医院，被帝国主义者医生强行开刀动手术，差点儿送命。在犯人医院住两个月，恢复健康后，回到巡捕房，与6个“同案犯”一起出庭受审，被判6个月徒刑，投入英租界“提篮桥大监牢”关禁。此牢有七层之高，囚又7000多人，其中政治犯有3000多人。起先，政治犯与其他犯人都混关在一起。后来，由于政治犯活动很厉害，引起帝国主义者的恐慌，把政治犯集中关在四层以上。在狱中，谢育才和几个“同案犯”分开关押，没有见面的机会。同牢房有一个叫王万本的同乡，他即将刑满出狱，谢育才利用此机会，请他转告何君清，记住其出狱的日子，届时请何到监狱门口接他。

　　狱中生活十分艰苦，终年不得出外活动，冬季半个月才集体洗澡一次。在政治犯集中关禁后，又取消重刑政治犯值勤活动。时天下大雪，谢育才同几千名政治犯一起坚持一周的绝食斗争，要求改善待遇，社会影响颇大，帝国主义者不得不让步。至绝食的第五天，终于答应政治犯的要求，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1年，春暖花开的4月，谢育才刑满出狱。当天，何君清到监狱门口迎接。谢育才出狱后住在何家，遂有党领导的救济会派戴平万(左联作家)来慰问，问谢育才有什么救济要求，谢答没有，只请转告中央组织部，说已刑满出狱，回原第三街道支部，望支部将情况转告中央。

　　5月间，谢育才和中央联络上了。组织征求他的意见，说江苏省委组织部拟调他去工作。谢育才经两次坐牢，极不愿意留在城市工作，要求按原决定，到中央苏区参加公开斗争。组织上同意他的请求，叫他暂在闸北区委组织部工作。谢表示也不愿意去，只接受去负责郊区真茹一带的农运工作，在此度过两个多月时间。

　　1931年7月，谢育才接到中央的通知，同意他到中央苏区工作，要他做好准备。谢育才的心象溢密似的甜。

　　8月1日，谢育才离开上海，由交通员带引，坐轮船去汕头，一切听从交通员的安排。到了汕头，住了二三天，另换一个交通员带路，乘火车到潮安，再坐木船到大埔的“清溪”，以后改走陆路。约走了10多天，就进入福建闽西苏区，先到达上杭的蓝家渡，接待他的第一位领导人是彭杨军校政委肖劲光。后到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上杭白砂。由于去中央红都瑞金的路不通，省委便留谢育才在福建工作。

　　1931年9月，谢育才到红十二军任102团第三营营长。1932年2月调闽西红军独立第七师任参谋长兼第五团团长、政委;后任该师政治部主任。1932年夏，独立师编入红十二军，谢育才留在罗炳辉任军区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的福建军区工作。后因生病，调任福建军区后方总医院政委。不久调任福建军区后方政治部主任。1933年春，谢育才还担任过上杭独立团政委，该独立团原由上杭县独立营扩编，还建立了警卫连。8月任福建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11月，任福建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职。

　　1933年初，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在福建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搞得人心惶惶。时任第二军分区政委的谢育才在一份工作总结中写道：根据斗争形势，认为“单纯依靠本分区的军事力量来守住和巩固苏维埃区域是困难的。要求主力红军以大的运动战作配合”。因此受到中央红军总部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严厉批评，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犯有“罗明路线的复活者”的错误，撤销其军分区政委职务。不久，在江西，临时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开展了反对所谓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

　　1933年冬，中央派备受打击的毛泽覃和谢育才去福建汀东县，担任扩红突击队正、副队长。他们大力宣传、发动，超额完成扩红任务，受到福建省委的书面表彰，颁发列宁帽等奖品。后谢育才担任汀东突击队队长，及时完成上级交给的扩红任务，中央党报《红旗》表扬了他的事迹。

　　1934年6月，谢育才任福建军区武装动员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