勋劳卓著、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黄克诚同志百年诞辰之际，重读了他的讲话文稿“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讲话文稿充分显示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宽大胸怀和铮铮风骨，感人肺腑，令人敬佩。黄老以毕生的实践谱写了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人生价值轨迹，是我们共产党人永远学习的典范！

　　1902年10月1日，黄克诚诞生在湖南永兴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根据地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12月，黄克诚同志出任中央军委顾问。1978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6年12月28日与世长辞。在6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历尽艰辛，屡经坎坷，百折不挠，矢志不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他在历史上多次因为坚持正确意见而受到错误的批判、打击，甚至被撤职、降级，但他始终坚持真理，敢讲真话，保持刚直敢言、为人民无私无畏的高尚品质。他的这篇讲话文稿，正是他的这种高尚品质的又一次生动体现：他的这篇讲话及其公开发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如何评价毛主席、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三家联合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文中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观点，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严肃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没有说过凡是他们说的做的都是绝对正确、不能改变这一类的话。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批评“两个凡是”之后不久，党内和社会上某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一度掀起了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恶浪。有些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专以挑毛泽东毛病为能事，比如毛泽东提出的大公无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被歪曲指责为是不顾人们的死活，没有所谓的“人道主义”和“人性”；毛泽东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生活是文艺源泉的观点，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其它许多正确的思想理论，也被某些人加以否定和批判。有些人还大肆无限扩大毛泽东的所谓“错误”，如此等等。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后，党中央为了从根本上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正确地认识建国以来党走过的曲折道路，科学地总结党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把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决定从1979年11月起，开始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看了《决议》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他说：这个决议“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即“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决议》初稿写出后，当年10月交党内4000人讨论，征求意见。讨论中，大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但也有一部分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有些偏激，对其错误看过了头。邓小平明确指出：“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以上引自《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1--302页）“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这个问题也引起了黄克诚同志的高度注意。黄老经历了将近20年的不公正待遇，但一点也没有改变那敢讲真话、敢讲公道话的品格。当他看到党内和社会上一些人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议论“离谱”时，心里极不平静。于是，他经过反复思考，果敢地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支持和拥护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指示，坚决维护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黄老说，我们党一贯是实事求是的，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正确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他的观点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邓小平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9页）1980年11月27日，中纪委召开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座谈会，黄老说他要讲话，讲什么内容他也没有说，人们多以为无非是端正党风之类的问题。此时，他双目已经失明，多种疾病缠身，在别人搀扶下走上主席台。他没有讲稿，也不可能有讲稿，坐下的头一句是：“今天我来这里讲话，不讲别的，想先谈一谈如何正确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前一段有些同志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偏激，有的人甚至放肆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态度使我很为忧虑。”接着，他从大革命时期讲起，没有套话，没有官话，会场安静极了。他讲了2个多小时，共计6个问题，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巨大功勋做了系统深刻的阐述。在讲到毛东晚年错误时，他说，毛主席后期的错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没有及时地、明确地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指导上犯了贪多图快的急性病错误；另一条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并且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处理党内矛盾，以致被坏人钻了空子，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客观公正地说，如果把党曾犯的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承任，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不公平的。小平同志讲得对，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是有责任的。毛主席去世了，革命事业还要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干。我们多从自己方面总结经验教训，只会有利于今后更好地为人民工作。
#p#副标题#e#

　　黄老在讲话中还坦率地指出，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受过打击、迫害的同志有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丑化、歪曲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只能丑化、歪曲我们党和我们社会主义祖国。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彻底否定毛主席，以便把我国人民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我国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那些人唱同样的调子，这是很值得警惕的。

　　黄老讲话后的反响极为强烈。有人说，好久没有听到这么有见地的报告了；有人说，好久没有见到过高级领导人这样讲话了。报告记录稿很快送到黄老手中，有关同志建议他拿出去发表。黄老说，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想法与见解，要发表还要请小平同志审查一下。

　　今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原副主任华楠同志，为了纪念黄克诚同志诞辰100周年，特地写了《立足实际，高瞻远瞩，无私无畏》一文，文中披露了如下鲜为人知的史实：

　　“在1981年初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黄老的秘书交给我一篇文章，说是黄老在中纪委一次座谈会上讲话的第一部分，后两个部分已经发表了，要我看看这部分，是否可以在《解放军报》发表。我接过文章一看，是关于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很详实，感情很真切，又很符合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是一篇站得很高、看得很远、非常感人、很有说服力的好文章。我便很快报告了当时总政治部的韦国清主任和梁必业副主任，又征求了《解放军报》有关领导同志的意见，他们都认为此文非常好，赞成发表。于是，我便报告黄老。黄老说：请报告小平同志批准后再发。’很快，我们将文稿和有关发表的建议呈报给了小平同志。3月27日，韦主任、梁副主任和我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时，小平同志说：黄老的文章我同意发。发表前请乔木同志看看。’乔木同志接到稿子后在个别文字上略作了修改。发表前黄老又讲：我现在还不习惯称毛泽东同志，从感情上来讲过不去，还是称“毛主席’为好。就这样，当年4月10日，军报在第一版发表了。”

　　这篇文章在《解放军报》上发表后，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转载，立即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党员、干部读后热泪涌流，给报社和黄克诚写信。有的称赞他实事求是，敢讲真话；有的对他光明磊落，不计较个人恩怨，忠心为党为国家着想的高尚品格，无比钦佩：一些原来挨过整、受过委屈的干部，表示要学习他的博大胸怀；曾参与整过他的人，纷纷上门道歉拜访，他都一一谅解，予以安慰。但是也有人说黄克诚不识时务，自己几乎被整死，如今还讲这样的话，简直不可思议。听了这种反映，黄老很严肃地说：“对于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必须采取严肃、郑重的态度，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不能从个人恩怨和得失利害出发考虑问题，更不能对历史开玩笑。”有的人对黄克诚“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犯的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一个人承担贡任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法不赞成，问黄克诚：“不让毛主席一个人承担错误的责任，你承担不承担？”黄老说：“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对错误的贡任。比如把右派扩大化，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大跃进中许多同志作风浮夸，把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在中央来说，凡是开中央会议举手通过决议的事情，如果错了，中央都应当承担责任。当然，毛主席作为中央主席要负领导责任。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把错误却都算到毛主席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黄老语重心长地说：“毛主席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留下了一些消极因素。消极因素只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经过我们的工作是可以克服的。但毛主席留下的宝贵财富即毛泽东思想，却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如果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甚至把毛泽东正确的思想、言论拿来批判，就会把中国引向危险的道路，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我们不应当苛求前人，只能通过我们后人的斗争实践，纠正前人的错误，并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面光辉的旗帜上写下新的篇章。”他还说：“毛主席在晚年有缺点，有错误，甚至有些严重错误。现在我们党纠正这些错误，总结我们夺取政权以来的经验教训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记得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那秘密报告送到我们中央，中央讨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毛主席给我们念了一首杜甫的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王、杨、卢、骆是指唐初文坛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当时盛行骈体文，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寸武氏檄》都是有名的骈体文。到唐朝中叶杜甫那个时代，反对骈体文，提倡古文，很多人写文章骂王、杨、卢、骆。杜甫是有点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他这首诗的意思是：王勃等四人的文章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体裁，现在一些人轻薄地批判耻笑他们，将来你们这些人身死名灭之后，王、杨、卢、骆的文章，却会像万古不废的江河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念这首诗，是针对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问题。我想，我首诗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使我们注意不要以轻薄的态度来评论毛主席。

　　综上而言，黄克诚作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抛开了个人的恩怨得失，面对着来自周围的压力，实事求是地对毛泽东进行评价，真诚地捍卫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不愧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不愧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骄傲！《决议》问世后的实践充分表明，黄老《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讲话文稿，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如何正确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对统一全党的思想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为《决议》顺利出台发挥了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过程中的里程碑，也是飘扬在中华大地上的一面鲜艳的旗帜，继续指引着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开辟的道路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