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是中央苏区前期的政治、军事中心，是赣西南苏维埃区域向赣东扩展的枢纽；是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红军集结地、指挥部和主战场之一，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决策地和备战基地，第三次反“围剿”的主要战场之一，第四次反“围剿”的巩固后方，第五次反“围剿”的后方基地、阻击地和最后放弃的核心根据地之一；宁都亦是中央苏区江西省后期的省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曾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块土地上进行伟大的革命实践活动。几度辉煌，亦有神伤。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十次宁都之行，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心境。

　　毛泽东首次挥师宁都城　吓跑了敌军团长赖世琮

　　1929年2月11日，正值大年初二。大柏地战斗告捷，红四军军心为之大振。此役彻底扭转了红四军自井冈山下山进军赣南以来的被动局面，重振了红四军雄风，扩大了红军影响。这次战斗的壮烈情景令毛泽东难以忘怀，以致于1933年夏，毛泽东从宁都返回瑞金停宿大柏地时，不禁感慨万千，吟出《菩萨蛮·大柏地》词一首。

　　当年，宁都县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颂扬大柏地战斗的伟大胜利：“正月年初二，大战大柏地，打败刘士毅，缴枪八百二。”（注：“二”字宁都口音读“逆”）。

　　红四军在大柏地庆贺胜利欢度新年后，于1929年2月12日经宁都对坊、长胜北进，于13日上午进占宁都县城。驻守宁都城的地方军阀赖世琮团早已闻风而逃。此时宁都县已建立中共宁都区委，党组织负责人彭澎、王俊等获悉红军将入县城，快速从乡下入城，前往石榴村迎接红军。

　　红四军入城后，前委和军部机关驻县城温屋（现解放路西端北侧）。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与宁都党组织负责人彭澎、王俊等一起商议，要他们发动群众协助红军筹款、筹军需品。宁都县城的商家出于自保，也于红军入城前临时成立招待处，接待红军。朱德、毛泽东分别以红军第四军军长、党代表名义联名给宁都县招待处请代筹军需款项一事写了公函,要求代筹军响大洋伍千元，草鞋、袜子各七千双，白布三百疋、夫子二百名。在宁都地方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红军在宁都城筹得现洋5500元，草鞋、袜子各7000余双，棉布300多匹，大洋已超出5000元。2月14日，红军第四军军需处长范树德出具了筹款收据给宁都商会招待处。军部经理处给全军上下每人发了4角小洋和新草鞋、新袜子。红军还派人到城外打土豪，筹集了一批粮食，分发给每个战士。

　　红四军在宁都县城住宿一晚。2月14日全军由彭澎、王俊等引路，宿安福，途经黄陂，于2月15日到达小布圩。小布赤卫队领导王瑗、黄万良、胡道荣等五同志出村迎接红军。军部驻小布大土楼“益高祠”。当天红军发动群众打了木坑村陈少孟的土豪。晚上毛泽东接见了中共宁都区执委书记郭定远、副书记赖奎轩及王瑗等同志，要他们充分发动工农群众，组织起来暴动，打土豪分田地。并当即赠给王瑗银洋600元，作为购置武器，扩大赤卫队，组织农民协会等项经费开支。次日，毛泽东率红四军从小布出发向吉安县东固方向前进。

　　毛泽东第二次攻克宁都城　活捉了敌军民团团长赖世琮

　　红四军一离开宁都，赖世琮卷土重来。毛泽东和朱德决定消灭这股敌军。1929年4月下旬，朱、毛率红四军从会昌经于都准备二克宁都城。在未到达宁都前，于都地方武装葛燕华游击队，奉命于4月25日带兵先期进攻宁都城，因城墙高大坚固，易守难攻，守敌赖世琮负隅顽抗，攻城两天未克。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兴国、赖村分别经古龙冈于4月27日到达青塘，第二天经王贯、竹坑进占城郊土围、背村一带，围攻宁都城。在红四军尚未逼近宁都城前，敌团长赖世琮闻风丧胆，作逃跑退却之计，令其手下将搜刮百姓所得的大批金银珠宝运回石城老家。坚守在城里的共产党员利用敌人恐慌错乱借机予以调包，敌人把几十担子弹当作银洋运走了。当敌人发现没有了子弹，更加恐慌，于是强迫民众上城保护，夜半巡更。

　　4月28日，红四军三个纵队驻宁都城西的虎陂、甑贝岭、背村、刘坑、土围一带。毛泽东、朱德、朱云卿等军部领导听取了宁都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彭澎、王俊等人的汇报，察看了地形，研究确定了攻城方案，组织动员部队和当地群众做好了攻城的准备工作。4月29日拂晓，毛泽东和朱德来到设在蓟背岭的攻城指挥所，指挥部队用“声东击西”的办法向县城发起猛攻，同时组织宣传队向城内敌人喊话，瓦解敌人军心。赖世琮指挥民团依据坚固城墙负隅顽抗。主攻西门的红四军一纵队二支队支队长肖克，指挥一部分战士以密集的火力压住敌人，另一部分则扛起木梯，爬上城墙冲进城里，潜入城东的突击队员亦从涵洞口钻进城内袭击敌人。守城敌军在红军内外火力的猛烈攻击下迅速溃败。红军全歼该团，活捉敌团长赖世琮、副团长谢益生以下官兵500余人，缴枪数百支，弹药无数。

　　红四军攻占宁都县城后，各纵队分头在县城四郊打土豪，分浮财，做宣传发动群众等工作。毛泽东、朱德在县城西温屋主持召开宁都县党员代表大会，指导成立了中共宁都临时县委，由赖金声任书记。

　　5月3日，在城西“儒学”门前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宁都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彭澎当选为主席；同时成立宁都县赤卫大队，王俊任大队长，谢荫南任党代表。毛泽东和朱德在大会上讲了话。会后处决了作恶多端的敌民团副团长谢益生和另一个民团头目。民团团长赖世琮为保全性命，答应派自己的老婆回石城老家筹集银元、弹药送给红军，请求红军予以宽恕。后来红四军押解赖世琮到了福建上杭县。赖世琮趁红军疏漏放松警惕之时，侥幸逃走，回到老家石城，继续组织民团与红军对抗。1930年夏，赖世琮率石城民团向瑞金红二十四纵队进攻时，被红军击毙。

　　红四军驻宁都县城期间，在原第九中学（现宁都中学）举办了为时两天的党员训练班，毛泽东亲自讲课，为宁都革命运动的发展培养了一批坚强的领导骨干。5月16日，朱、毛率红四军离开宁都城，向瑞金进发，再度进军闽西，开辟红色区域。

　　毛泽东第三次入宁都　主持东韶红四军前委会议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以后，根据前委的部署，红四军兵分两路，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一、三、四纵队先行出发，突破北线，越过武夷山，向赣南出击；毛泽东率领第二纵队留驻古田，向东线刘和鼎部出击，掩护红四军主力西进，然后撤出战斗，会师广昌。

　　1930年1月3日，朱德率红四军第一、三、四纵队，从古田出发，取道庙前、莒溪，于1月9日由连城入宁化，向赣南之敌金汉鼎的后方挺进。红四军大队出发后，毛泽东按原定部署，指挥二纵队突袭龙岩小池刘和鼎之敌，掩护主力转移。二纵队完成任务后，随即撤出战斗，返回古田，指挥所移驻赖坊“协成店”内。1月5日，毛泽东在这里给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了一封信，即着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党内通信。毛泽东在信中尖锐地批评了林彪等人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而且实际上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应放在农村而不在城市的重要思想，精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重要理论。

　　1月7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二纵队按预定计划从古田出发，向清流、归化、宁化一线疾进。中旬，第二纵队翻越武夷山巅，向江西广昌挺进。在进军途中，毛泽东写下了着名词章《如梦令·元旦》，表达了毛泽东自古田会议以后对革命前景充满必胜信念的乐观情怀。

　　1月16日，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一、三、四纵队占领广昌。在广昌因蒋、唐战争正在开展，红四军为了“扩大赣西南的赤色区域”，打通三省联系和同赣西特委、江西红军二、四团接头，遂决定不走南丰、南城而折入东韶赤色区域，准备休息两天入乐安、永丰至吉水、吉安。此时前委书记毛泽东率二纵队跟踪由连城、清流、宁化入广昌，当他知道红四军一、三、四纵队已在东韶，逐由洛口至东韶与他们会合。

　　1月23日，红四军各纵队在宁都东韶会合后，毛泽东随即在东韶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将各部队分散（史称“东韶分兵”）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扩大红色区域。具体部署是：一纵队直取乐安，二纵队西进藤田，三纵队攻占永丰，四纵队南下宁都。预计各纵队工作时间为一个月。红四军此次分兵，一方面为对付金汉鼎之敌的进攻，另一方面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赣西南红色区域。

　　毛泽东第四次挥师辗转宁都　取得第一次反“围剿”大胜利

　　罗坊会议后，根据总前委“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11月5日，毛泽东离开罗坊前往吉安，布置红军撤退。朱德、彭德怀分别指挥主力红军一、三军团从峡江、新干东渡赣江，向根据地腹地宁都黄陂、小布地区转移集结，待机破敌。

　　12月1日，红一方面军到达战略退却终点——宁都县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毛泽东、朱德和方面军总部机关驻黄陂中排村；红一军团第四军和第十二军驻黄陂、洛口间，红三军驻黄陂；红三军团驻小布。

　　“富田事变”后，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布“红军第七号命令”，决定将部队再向东移至黄陂东边的平田、安福、砍柴冈一带，总部机关仍驻黄陂中排不动。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已顺利实现战略退却、诱敌深入之目的。

　　这时，“围剿”红军的敌主力前锋部队已抵吉安富田、东固与永丰龙冈一线，一场大战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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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驻黄陂中排期间，毛泽东于1930年12月中旬在黄陂中排村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红军指战员的认识，为反“围剿”作战胜利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会后，总前委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向全军和苏区军民印发了着名的《八个大胜利条件》的宣传动员材料。

　　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小布麻糍石下的河滩上，召开了盛大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亲拟对联一幅：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在动员会上，毛泽东列举了战胜敌人的六个条件，并亲自领着大家呼口号：“勇敢冲锋，奋勇杀敌，多缴枪炮，扩大红军！”“活捉鲁胖子，打倒蒋介石！”“工农解放万岁！”“红军胜利万岁！”会上呼声雷动，群情振愤，表现出苏区军民同仇敌忾，誓死歼敌的决心。

　　12月24日，敌谭道源师在源头大肆拉夫,准备向小布进攻。这一情报当即为红一方面军总部获悉。毛泽东、朱德于当日下午一时发布第9号命令，决定在小布与源头间的一条峡谷地带里伏击该敌。红一方面军总部亦于25日晨由黄陂移到田东西村指挥。

　　25日晨，红军依令进入伏击阵地，等了一天，敌人没有前进的迹象，部队只得暂时撤回。26日夜10时，红一方面军总部又下令部队于次日晨再次设伏于该峡谷。谭道源师熬延不进。不肯脱离开源头居高临下的阵地。为打好第一仗，红军只好两度开进，两度忍耐撤回，等待时机歼敌。

　　就在红军指挥员求战心切，有些抱怨的时候，红军总部获悉张辉瓒师经善和、藤田到达潭头，向上固、龙冈推进中，遂于28日午后在黄陂发出“改向我左翼当面之敌出击的命令”。

　　该命令下达后，红军除留下一个警卫团在黄陂警戒东面之敌外，其余全部秘密转移至黄陂西面30里的君埠，伺机围歼张辉瓒师。旋即获悉张辉瓒先头部队确已进到龙冈圩。红一方面军总部亦于当日移驻大沽阳斋村胡家祠，毛泽东住“胡运旋屋”，29日转移至君埠。

　　当晚8时，红军总部在君埠发出《攻击龙冈敌张辉瓒部的命令》，并作出战斗部署，红军各部按照命令连夜行动。30日一大早，毛泽东和朱德冒着浓雾将总部指挥所移至距龙冈15华里的小别黄竹岭半山腰。毛泽东边走边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敌兵，今天，我们乘晨雾全歼顽敌啊！

　　上午8时许，浓雾逐渐散去，右翼红三军七师与敌遭遇战斗打响，拉开龙冈战斗之序幕。至下午4时，红军总部发起总攻击号令，阵地上杀声震天，敌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红三军直捣张辉瓒师部，随即结束战斗。张辉瓒第十八师两个旅和师直属队全部被歼灭。该役红军俘敌9000余人，缴枪9000余支，子弹100余万发，无线电台一部。敌师长张辉瓒化装成书记官，潜逃于龙冈圩西边万功山半山腰的一窝茅草丛中，被打扫战场的红军活捉。此外，红军还击毙敌副旅长、团长各一人，俘敌代参谋长、旅长、团长各一人。

　　当天下午6时，毛泽东即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红军胜利捷报》。毛泽东豪情满怀、激动地挥笔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上半阙，咏颂龙冈大捷取得的胜利。

　　龙冈大捷打乱了敌人的“围剿”部署。鲁涤平闻讯后，12月31日作出如下紧急处置：令公秉藩师迅速撤回因富、东固三线，阻止红军前进；令张辉瓒师的第五十四旅留守富田；令谭道源师暂隶属第六路军，由源头东移，靠拢在洛口许克祥师（许师后逃陂头）。

　　毛泽东第五次进入宁都　取得“东韶战斗”胜利

　　1931年1月1日，红一方面军挥师向东于午后10时在大沽的南林发出胜字第一号命令，以全力扑灭谭道源师。1月2日，方面军总司令部得知谭道源师全部东移。一部经源头、中村向南北坑败走，尾队被我“二路军”（红军专门派出迷惑敌人的部队）截缴枪械甚多；主力则经南团向东韶逃去。当晚10时，红一方面军在小布发出胜字第二号命令：“方面军决于明晨追击东韶之敌，然后次第扑灭朱逆绍良部之许（两团）、毛（两旅）两师，以树政治上声威。”

　　1月3日上午，担任正面攻击的红十二军首先在东韶与敌交战，其余各路红军也陆续赶到东韶，从西南北三面向谭道源师发起猛烈进攻。战斗到下午3时，红军不断突破敌人的阵地，向东运动，对敌军形成合围之势。敌军伤亡惨重，琳池街上到处可见敌人丢下的枪支。谭道源率残部突围，向宜黄东南方向逃窜。这次战斗俘敌官兵3000余人，缴获枪支2000余支，机关枪40余挺，迫击炮1门，子弹13万余发，电台1部。

　　这样，红军在五天之内（1930年12月30日至1931年1月3日）两战两胜，俘敌逾万，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东韶战斗后的第2天，即1931年1月4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部返回宁都县小布赤坎村。毛泽东和总前委、总司令部机关分驻村内“龚氏宗祠”和“龚家祠”，朱德总司令住在村内的邱屋，总政治部驻上何屋村。当天，毛泽东和朱德在红一方面军总部亲切接见在龙冈战中被俘进而参加红军的王诤、刘寅等无线电人员，并主持召开方面军总部干部会议，总结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经验，并对红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作出部署。1月5日，在小布河坝滩上隆重举行了第一次反“围剿”祝捷大会。次日，王诤、刘寅等人将缴获的一部半电台成功地安装起了我军的第一部电台（具侦察作用）。当月中旬初，在此基础上在小布赤坎村成立了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1月15日在宁都小布赤坎村“龚氏宗祠”正式成立。同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当天，项英签署发布了第一号通告。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至2月下旬，毛泽东、朱德就红军分兵发动群众与筹款问题，在小布先后发布了胜字第3至6命令。毛泽东还在小布先后整理了《兴国调查》、《寻乌调查》，并写下了这个调查的前言。1931年2月下旬，苏区中央局、中革军委及红一方面军总部从小布移居至黄陂，在山堂街“真君庙”住了3天，开办了红军随营学校，毛泽东亲自讲课。3月4日，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移居山堂村“胡氏家庙”，红军总部驻山堂村“雾山祠”，指导红军政治、军事、文化训练和准备粉碎敌人新的“围剿”。3月中旬，毛泽东、朱德在山堂九丘里红军检阅场检阅了红军。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遭惨败后并不甘心，不久即调二十万大军重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为挫败敌人的阴谋，红一方面军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工作，首先最重要的是做好政治总动员。3月20日，苏维埃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在宁都县黄陂发布了总政治部第四号通令，《二次战争的意义，目前敌我的形势和争取二次战争胜利的准备工作》。在第二次反“围剿”准备工作过程中，中共苏区中央局先后在宁都境内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即在黄陂山堂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及在青塘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会议。

　　1931年3月18日至2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宁都黄陂山堂村的“胡氏家庙”召开。1931年3月23日，红一方面军总部下达了《移动队伍整顿训练并筹款的命令》。24日，毛泽东参加了红军总部在黄陂坝下召开的苏区军民万人大会。

　　2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苏维埃中央军委、红一方面军总部及毛泽东、朱德从山堂移居观音排、丁家排，直至4月中旬初。期间，毛泽东召集黄陂、小布、洛口、青塘等地的区苏维埃主席、地方武装干部开调查会，并多次召开红军高级军事会议，科学全面地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经验，精确地分析了目前敌我形势。在权衡全局的基础上，制定了“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各个击破，自西向东横扫”的战略方针。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毛泽东还专门抽出时间深入群众，深入田间，与人民群众一起劳动，指示要把生产搞好，教导黄陂观音排人民要修好门口的水塘、木桥。在这里，毛泽东亲切探望了当地患病的朱老伯，指示卫生员要把朱老伯的病治好。4月上旬，毛泽东在丁家排主持召开了赣西南苏维埃主席代表会议。4月中旬初，随中共苏区中央局，中革军委毛泽东、朱德、红一方面军总部离开黄陂观音排，前往青塘。

　　4月中旬，由中共苏区中央局常委任弼时、王稼祥和委员顾作霖组成的三人中央代表团抵达青塘。中央代表团到达后，4月17日苏区中央局在青塘的河背新屋召开会议，作为中央苏区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山堂会议）的继续。由于会议只召开了一天，对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仍未进行深入讨论。眼看敌人进攻在即，毛泽东甚为担忧、着急。在他的强烈要求下，项英同意第二天继续召开中央苏区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军事问题。

　　苏区中央局和红军领导人内部，对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会议开了两天，会上各种意见争论激烈。毛泽东以充足的理由阐述了坚持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消灭敌人的主张，得到周以栗、林彪、罗荣桓、曾山等人的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在会上占了上风。于是，会议基本确定了“打”的方针，但是先打哪一路敌人？会上又发生了争论。经过一番论证，毛泽东“先打弱敌”的主张终于为大多数人所接受。4月19日下午5时，红一方面军总部在青塘发出战前部队集中的命令。各部队依令迅速行动，从各自地域出发，4月23日到达永丰县龙冈、上固地区，几天后又移至吉安县东固地区集结隐蔽。第二次反“围剿”战争打响后，红军打出了横扫七百里的壮举。红军在取得白云山、富田战斗胜利后，自西向东横扫吉水县白沙、永丰中村，两仗歼敌6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缴获无线电台1部。

　　毛泽东第六次进入宁都　恢复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

　　1931年5月23日，红军进驻宁都县东韶的南团村。在南团，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仍由毛泽东兼任总前委书记，周以栗任组织部长，古柏任宣传部长，郭化若任秘书长。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和红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概由临时总前委负责。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率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军委机关回驻富田，着重负责指导地方工作。5月24日，红一方面军在南团发布了《敌人溃退我军拟先占领南丰的命令》，命令下达后，各军奉命开拔。5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到达宁都与广昌交界的洛口严坊，并从电台中得知敌毛炳文师在头陂，有退守广昌之势。当晚，临时总前委在宁都的严坊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研究作战行动计划。会议认为我们如按原计划以一军团攻广昌头陂，虽可退敌，但追到广昌时，与宁都吴村的三军团相隔百里，兵力分散，不易消灭敌人。因此，会议决定方面军开赴广昌之苦竹，集中一、三两个军团的兵力进攻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诸敌。26日，毛泽东在广昌苦竹召开了总前委第二次会议，进一步研究了攻打广昌的作战计划。随后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主力继续追歼逃敌，攻占广昌城，奔袭福建建宁，歼敌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大部。取得第二次反“围剿”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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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第七次抵宁都激战于黄陂　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第三仗的胜利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比第一次“围剿”失败得更惨。他怒斥何应钦无能，决定亲自出马指挥第三次“围剿”。

　　1931年7月1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布总攻命令，督促各路部队“长驱直入”，向南推进，妄图将红军主力一举消灭在赣南地区。

　　7月下旬初，敌“进剿”军主力开始动作：蒋介石嫡系罗卓英第十一师和陈诚第十四师，骄妄冒进，22日从宁都分两路出发，一路经宁都县青塘进至兴国古龙冈，一路经宁都县油村坪进至赖村，妄图从于北桥头，平安寨夹击红军主力。

　　红一方面军总部获悉情报，于24日午后11时在银坑牛角塘发布命令，决定25日在于都北部的葛坳地区聚歼由赖村向平安寨推进的敌陈诚第十四师。不料陈诚忽接电令由赖村转向东固、富田，逃脱被歼之命运。毛泽东、朱德按原计划、指挥部队继续向兴国退却。7月28日抵达兴国高兴地区，与项英、任弼时率领的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军委及中共赣南特委机关会合。这时，红一方面军总部得悉各路敌军正向兴国疾进，其右侧后富田、陂头以东后方联络防守较为薄弱。毛泽东在兴国高兴圩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及赣南特委联席会议，确定了反攻作战的第一个方针，即“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人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武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上，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为以防万一，毛泽东在高兴将红一方面军在建宁筹得的20万元现洋和自己的部分着作手稿，交由赣南特委书记陈毅，嘱其代为妥善保管。

　　7月3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兴国高兴圩发布《准备攻击富田新安的命令》，红军各部依令隐蔽向富田出击。8月1日晚，红军进至泰和县沙村、固陂一带，忽然发现敌军第十一师、第十四师已先到富田驻扎，正抢修工事。敌情的突然变化，令朱毛吃惊。经过缜密考虑，当即决定改变原定计划，令各部队连夜返回高兴圩隐蔽集结。此时，形势变得异常严峻。高兴圩南面30里的兴国城，东面20里的崇贤圩以及北面泰和县的沙村，都有敌军重兵。红军三面受敌，仅高兴地区方圆几十里地可供集结，西面又有赣江阻隔，处境十分危险。毛泽东经仔细分析敌情。发现东面的江背洞赵观涛第六师与崇贤蔡廷锴第一军团40华里之间有一个空隙地带。临时总前委立即在高兴圩召开紧急会议，在听取毛泽东的意见后，果断决定秘密穿过这个空隙地带，采取“由西向东、中间突破、袭击后方”的方针，改变打法，出奇制胜。

　　8月2日，红军移师，6日转移至莲塘地区，跳出敌人12个师的包围。7日拂晓莲塘战斗打响并乘胜追击前进，良村战斗打响。莲塘、良村两战，红军一天内歼敌两个多旅，俘敌3500余人，毙伤敌1000人以上。敌第五十四师副师长魏峨威、师参谋长刘家祺及两名旅长也被击毙，缴枪3100余支，迫击炮14门，电台2部，马200余匹，子弹30余万发。

　　良村战斗后的第二天，红一方面军总部原计划乘胜进攻逃往龙冈的残敌，后发现龙冈之敌已增加到9个团，附近敌5个师也可快速集结朝红军形成合围之势，如向龙冈进发，胜算与我军不利。而此时敌毛炳文第八师已仓促缩回到宁都县黄陂，孤守据点。8月8日，毛泽东、朱德决定放弃攻击龙冈之敌计划，派出红三军佯攻龙冈，主力连夜东向黄陂。红军总部于8月10日晚到达城江刘家坊松树林。

　　8月11日晨，红军主力进抵黄陂。其部署是：红四军，红十二军（欠三十五师）任主攻，红三军团和红七军迂回到黄陂东面断敌退路。当日中午，大雨倾盆，红四军和红十二军冒着大雨向黄陂守敌发起猛攻，一举突入圩内，正在集合准备逃跑的敌两个团全被俘虏。午后3时，敌师长毛炳文来不及收集机密文件，率残敌2个团仓皇向洛口、宁都县城方向溃逃。红军乘胜追击约20里，又歼敌部分。这一仗，红军歼敌约4个团，俘敌4000余人，毙敌1000余人，缴长短枪3000余支。机关枪30余挺，迫击枪11门，电台1部，子弹40余万发。

　　当天下午战斗结束后，毛泽东率红军离开黄陂前往大沽。总部再次驻扎阳斋村“胡家祠”，毛泽东再次入住“胡运旋屋”直至14日，后转移至兴国地区。

　　毛泽东第八次来宁都　步行到黄陂视察工作

　　1932年5月底6月初，毛泽东带领几个同志从瑞金出发，步行到黄陂视察工作。据当时的见证者说，毛泽东一行七人（其中有六个是警卫员），当天正逢黄陂圩日，他们于下午4时左右到达黄陂。在当时黄陂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同兴号”住了两天。期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区委干部会议，对党建工作等作了重要指示，要求大家“要艰苦奋斗，做好工作”，并指示互济会主任张香林“要把群众组织起来，互相帮助，把被敌军烧毁的房子修复起来”。始于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根据地军民实行坚壁清野和日夜袭扰，使得敌人日食不饱、油盐告绝。饥疲已极士气沮丧，在根据地吃尽了苦头。出于泄恨，敌人退却时，将东固、崇贤、枫边、方太、龙冈、君埠、南坑、黄陂、东韶、中村、码大、九竹一带房屋焚烧殆尽。敌军所过，稻谷充作军粮，猪牛杀尽，器物毁坏，受害群众多达十余万家，激起了苏区人民的极大愤恨。为此毛泽东对张香林说：“你不要再搞文书工作了，我交给你一项工作，黄陂被敌人烧了这么多房子，你去宣传、组织群众，三至四户为一组互助做房子。今年组里帮你做几间，明年帮他做几间，后年再帮另一户做几间，有四到五年，就能把烧了的房子全部做起来。”张香林表示，坚决按照指示办。会议从晚上八点至深夜三时许。毛泽东除向参会的同志问话外，还就党的建设，整顿地方武装，储运粮食等方面作了长达几小时的讲话。在张香林被找去区委问话时，张香林一进区委的大门，看见毛泽东正帮助区委书记姜启焕算数。次日毛泽东离开黄陂在连陂吃早饭赶宁都城。

　　毛泽东第九次来宁都　与“左”倾错误作斗争

　　1932年9月下旬，为解决苏区中央局前方领导人与后方领导人在红军军事行动方向问题上发生的严重分歧。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议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苏区中央局前、后方成员都主张在前方召开全体会，但各自的企望不尽相同。朱德、王稼祥希望通过开会，使后方中央局成员赞同前方的军事部署；毛泽东则希望通过开会解决后方中央局成员“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问题；后方中央局成员希望通过开会，使前方坚决执行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必要时准备搬掉阻碍执行“进攻路线”的障碍；周恩来是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央局前方全权代表和前方“最高军事会议”主席，他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彻底地解决一切原则上的问题，不容再有异议”。

　　1932年10月4日至10月8日间，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县东山坝小源村“榜山翁祠”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在前方的有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刘伯承列席会议。会议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传达讨论中共临时中央于1932年7月21日发出的《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即“中央长信指示”。（二）以中共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为尚方宝剑，对今年2月以来红军的几次战役进行评估和总结。（三）讨论对付敌人第四次“围剿”的战略方针。（四）讨论和决定关于前方战争领导问题。

　　会上，后方中央局成员首先提出：“过去前方领导不能统一，认为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提出由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府（央）政府工作责任。”周恩来表示同意取消前方“最高军事会议”机构，但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坚持毛泽东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泽东负主持战争责任，恩来同志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王稼祥和朱德在会上反对将毛泽东调回后方，也不满后方中央局成员对毛泽东的批评指责。后方中央局成员则坚持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不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方案，既反对毛泽东留在前方协助周恩来，更反对让毛泽东负战争总责。

　　毛泽东是个个性很强的人，他理解周恩来同志的处境与苦衷，感激周恩来对他的同情与信任。但他认为周恩来所提的两种办法，都得不到中央局全权信任，自己留在前方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对周恩来所提两种办法也不赞成。他愤而同意离开前方，回后方请病假治病休养。

　　会议就此问题进行表决。“最后通过了周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即由周恩来在前方负战争领导总责任，毛泽东留在前方助理。但毛泽东坚持要求请病假回后方休养。会议“最后批准毛同志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会议还讨论了其他有关人事问题，批评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对有政治问题的人采取了组织上自由主义与组织观念的错误”等。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养病。他无奈地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

　　宁都会议一结束，苏区中央局就收到中共临时中央调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电报。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共临时中央博古、洛甫意见，正式决定将毛泽东调离前方，回后方工作。1932年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出通令：当前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同时，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十二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特通令各军，希转饬所属知照。

　　宁都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在小源的住处探视道别。毛泽东向周恩来表示：“若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表现了一个革命家忍辱负重，相忍为党的崇高品德。随后，毛泽东只好赋闲养病。他带着警卫离开宁都小源，回后方瑞金住了两三天，便前往长汀福音医院看病休养，同时看望即将分娩的妻子贺子珍。

　　毛泽东第十次到宁都　继受“小源会议”之冤

　　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后，1933年6月曾在宁都县主持召开过一次中共中央局会议（又称“第二次宁都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针对自己在第一次宁都会议上受到的不公正批评提出申诉。但博古在结论中重申第一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临时党中央继续推行“左”倾进攻路线。毛泽东无力阻止“左”倾“进攻路线”在中央苏区的贯彻执行，忧心重重，会议结束后就回到瑞金去了。

　　1936年9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中曾重提宁都会议一事，说，当时撤掉军职，“是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完全是一种“高傲的宗派主义”。

　　毛泽东的十次宁都之行，全方位反映了中央苏区1929年2月至1933年6月的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一个伟人的闪光足迹，抒写了一部豪迈的革命壮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