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个春天———1978年3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国科学大会。刚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满怀深情地向世人宣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是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承诺，也是广大人民的心声。随着这一庄严宣告向全党全国的发出，广大知识分子背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沉重的十字架终被摘去。他们，特别是一些老知识分子，个个欢欣鼓舞，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庆祝“第二次解放”。

　　不堪回首：沉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十字架建国初期，我国的知识分子是十分宝贵的。据统计，1949年全国包括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学艺术等各条战线上的高级知识分子才6万多人。到1955年也只增加到10万多人。靠这点有限的科技人力资源，从1952年到1955年，我国试制成功的新的机械产品就有3500多种，其中不少还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在冶金方面，我国能够冶炼的优质钢和合金钢已达到240多种，高炉和平炉的利用系数基本达到当时苏联的水平。这些数据从侧面说明，广大知识分子发挥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另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地主或资产阶级家庭，用当时的视角，他们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旧式教育。这样，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阶级属性自然而然就被定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世纪50年代，中央主要领导曾多次说“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并由此下结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于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就成为一项基本的政策。

　　如此，对待知识分子的偏见和使用不当在1955年就显现出来了。如一位擅长水墨花鸟教学的著名画家、教授，美术学院却不让他开课，而派他到图书馆写书签，到陶瓷科画瓷碗，后来干脆派他给教职员工买戏票。一位学术上有建树的甾体化学家，单位却分配他做应用化学方面的工作，使他有“硬逼木匠去种田”之感。不过，这时的中央尽管给知识分子定了性，但对知识分子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还是重视的。毛泽东在1955年11月23日就曾亲自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商量如何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并提出专门召开一次知识分子工作会议的建议。

　　于是，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周恩来的报告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他还特别强调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令人钦佩的是，周恩来在这时就已经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应该说这是周恩来代表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一次正确表述。同时，周恩来也指出了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弱点，鼓励他们学习政治，改造思想，努力工作，以跟上时代的步伐。在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知识分子遭遇使用不当、待遇不公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解决办法，告诫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要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解除广大知识分子的后顾之忧，保证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那天到会讲了话。随后，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

　　遗憾的是，这次会议提出的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没有能够贯彻始终。由于1957年春夏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党中央改变了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又把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推向了阶级斗争的浪尖。中央部分领导这时更加肯定了此前下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结论。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及以后的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明显地被看作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当成了教育、批判、改造、革命甚至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当时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内有不少高级领导干部对给知识分子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持有不同的看法，对全国有几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心存忧虑，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上奏了党中央。据说，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就向周恩来、聂荣臻建议，在反右派斗争中要保护好自然科学家。周恩来做不了决定，说要请示毛主席。毛泽东听完张的意见后说，张劲夫，你很大胆啊！张劲夫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向毛泽东直言，这些老科学家是珍稀“国宝”，不能不保护啊！后来，毛泽东同意了张劲夫的意见，并建议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国发出《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对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采取了坚决保护的方针。保护了自然科学家，固然值得庆幸，但还有为数不少的其它领域里的知识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难逃厄运。

 

　　短暂曙光：可喜的“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称号

　　一段时间内，由于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奉行“左”的政策，因而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可能好到哪里去。在随后的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总是首当其冲，身受其害。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党在工作中不断出现问题，又在实践中不断加以认识和解决。

　　1962年初春，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工作会议，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在这里举行了全国戏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3月2日，周恩来总理对两个会议的代表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他说：“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并重提了他1956年说过的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话。这使经历过反右派斗争和其他政治运动劫难的广大知识分子深受鼓舞。3月4日，周恩来总理动身回北京前，陈毅副总理把准备在会上讲话的大体意思跟周恩来总理说了一下，周恩来表示赞成。两人一致认为，我们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于是，陈毅分别在3月5日和6日给出席两个会议的人员的讲话中，为知识分子脱去了资产阶级的帽，加上了无产阶级的冕，并郑重地向与会人员行了“脱帽礼”。他坦率而深情地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国家的主人翁。不能够经过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陈毅的这番讲话，在会场上激起60多次掌声和笑声，许多与会人员感动得热泪盈眶。

　　周恩来嫌这次讲话范围太小，份量不够，3月28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专门谈了知识分子问题。他说：“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的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12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此后，在解决知识分子的具体问题上，党和政府还做了不少实质性的工作。比如，尽管处在三年困难时期，但对重点保护的在京的科学家、艺术家和著名教授的副食品补助供应，中央仍给予了特别的关照。为保证从事原子弹、氢弹等重点国防工程的科技人员的身体健康和正常工作，聂荣臻还给海军和一些大军区领导写信，请他们给予支援。随后一大批肉、鱼、海带、黄豆、水果等副食品，从全国各地运到科研基地。

　　但是，周恩来和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中央内部却遭到了某些人的明确反对。柯庆施在上海竟不让传达陈毅的讲话。这年8月9日，当有人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适”时，有的中央领导便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这表明部分中央领导对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说法和做法是不同意的。8月13日，当有的同志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有的，不能说资产阶级还存在，就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的时候，有的中央领导又插话说：“从意识形态来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存在。”他甚至对陈毅讲话明显表示不满，说：“你到处讲话要注意。”

　　由于我们党内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左”的看法，因此，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知识分子不仅仍然是一种需要继续改造的“异己力量”，而且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一种主要力量。早在1957年5月25日，中央一位领导在同前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的谈话中就说过，现在“资本主义臭了，在社会上资本家臭了，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影响”。后来不仅把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就连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被说成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知识分子被看成“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自然就成了一缕短暂的曙光。

　　终获解放：正确的“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结论对知识分子的性质和作用的错误认识，可以说是我们党长期没有处理好同知识分子关系的最深刻的根源。尽管中共党内有不少高级领导干部不同意这种看法，但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政策，只能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来保护知识分子。这种保护是非常有限的。到十年动乱，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更令人担忧了。当时最流行的说法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除了被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之外，又多了几顶“桂冠”：“臭老九”、“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知识贬值，知识分子的地位低下到了极点。仅以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研究所为例，该所360名职工，被打成“特务”的竟然有142人之多。只要是从海外回来的知识分子，都被怀疑是敌国派遣回来的特务，要接受审查，有的甚至给当成罪犯，加以迫害。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这预示着党和国家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命运，将有根本的改变。

　　1977年8月4日至8日，刚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邀请全国科教界的吴文俊、邹承鲁、马大猷、王大衍、周培源、苏步青等知名人士举行座谈。会上，邓小平再次提出“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观点。他说，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不久，随着认识的深化，邓小平感觉到，再仅仅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够了，于是便有了后来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结论。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出席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他代表党中央庄重宣布：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从这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才又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不仅纠正了过去的偏差，而且为广大知识分子开辟了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新天地。后来又进一步把知识分子提高到“安邦治国”的高度来认识，强调了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我党作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决断，也像当年提出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一样，引起中共党内某些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不满和抵制。然而，此时的形势已不像以前了，正确的东西在党内已经占了主导地位。因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英明决策一经做出，便立即为全党和全国所接受。

　　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了，因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成为了党和国家坚定不移的方针。后来，大量的事实证明，广大知识分子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大显身手，不断贡献出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尽管正确的结论在曲折中形成了，也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了。但我们仍然要说，把知识分子一股脑地看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逻辑是很荒谬的。从深层面说，这种提法也是没有理论和历史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他们认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脑力劳动者，同样参与了创造剩余价值，也受资本家剥削。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明确地把包括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知识分子称为“劳动阶层”之一。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长期以来也是把知识分子看作劳动者的。如1933年中华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50年8月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都有过明确的规定。遗憾的是，马列主义的东西，我党正确的规定和做法，未能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这就是我国早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悲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