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首都北京举行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切磋和交流周恩来研究的丰硕成果，这是对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的很好纪念。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本世纪20年代初，他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从1927年起，他一直是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为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一生，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领域都建立了不朽功勋，他的光辉业绩永远铭记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我这里着重就周恩来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情况谈几点看法和体会。

　　新中国诞生后，周恩来担任开国总理，长达26年。这26年，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领导人民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周恩来为之耗费了大量心血。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周恩来肩负着新中国经济建设主要组织者的重任，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等同志是他领导经济工作方面的得力助手。

　　建国初，为了收拾国民党政权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的烂摊子，周恩来向党中央建议，把陈云从东北调来北京，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他积极支持陈云等同志大刀阔斧地开展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结束了自抗战以来连续十二年使我国人民深受其苦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财政收支接近平衡，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周恩来坚决执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正确方针，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行，并在短短三年时间奇迹般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在此基础上，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组织实施了以156个大型项目为主体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国家经济建设顺利发展的情况下，一度出现急躁冒进的现象。周恩来等同志及时觉察到这一情况，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并采取措施，保证经济建设继续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到1956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为国家工业化初步奠定了基础，并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人民几年时间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

　　从1957年9、10月间的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周恩来等同志反对急躁冒进的正确主张，接二连三地受到批判。随即，党内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急剧膨胀，“大跃进”运动迅速兴起。仅仅过了一年，就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到1960年，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境地。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周恩来在国务院审议国家计委报告时，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在毛泽东支持下，他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一道，采取一系列正确政策和果断措施，排除重重困难和阻力，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调整。1962年底，全面调整工作初见成效，国民经济在连续两年大幅度下降后开始上升，到1964年全面好转，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周恩来领导经济建设的卓越才干，在这一时期又一次得到了充分发挥。

　　1966年开始的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灾难。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殚精竭虑，苦撑危局，运用高超的斗争艺术，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大智大勇的斗争，努力减少严重内乱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保证国计民生最基本的需要，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同时，千方百计地保护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著名民主人士和专家学者。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后，周恩来冲破“四人帮”的阻挠，力促邓小平出来工作，经毛泽东同意，终于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他坚决支持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收到显著成效，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了他的最后岁月。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到最后一刻，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如陈云所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

　　周恩来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杰出贡献是难以一一列举的，可以说，建国以后26年中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每一重大成就，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周恩来在领导经济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十分鲜明的特点和风格。

　　第一，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周恩来提出，“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不抓生产，“没有饭吃，其他一切都没有办法”。他认为，要从政治上使我们的新中国巩固起来，就要靠军事来保卫，而军事的基础又是经济建设。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经济工作。建国初期，可谓百端待举，百废待兴，国内局部地区还在打仗，朝鲜战争烽烟又起。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领导才能驾驭全局，坚持国防与建设并重，妥善处理了战争与建设的关系。当国内局势稳定下来，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就不失时机地提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是我们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也是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内乱的情况下，他也不放松经济工作。他以极其焦虑的心情对一些同志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决不能停。”他不顾“四人帮”“以生产压革命”的指责，尽最大的努力来维持生产和供应，使国民经济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领域还有所发展，在尖端科技领域甚至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

　　周恩来最早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他在 1954年 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个思想后来被写进八大通过的党章。以后，周恩来又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1964年，他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他积极倡导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并同许多著名科学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友谊，吸引了一些旅居海外的科学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主张勒紧裤带也要把一些高技术项目搞上去，并亲自抓“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科技水平和国际地位。

　　周恩来主张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学习别国的先进技术，争取可能的外援，用以发展我们自己。但是帝国主义严密封锁，从各方面给我们制造困难。周恩来想尽一切办法打破封锁，譬如利用东西方阵营的矛盾开展工作、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通过第三方发展转口贸易、同国外科技界建立广泛联系、开展同日本等国的民间贸易等等。七十年代初，他协助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重大决策，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实现了同日本邦交正常化，恢复了我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西欧、北美和南太平洋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促进了同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极大改善了我国的国际环境。

　　第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首先是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必须同国力相适应。周恩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应该有一个较高的速度，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但是，我们所争取的应该是有现实可能和实际意义的发展速度，不能脱离实际，盲目蛮干，甚至虚报浮夸，自欺欺人。他建议要算两笔帐，一个除法，一个乘法。一是把生产增长的数字除以6亿5千万人口，增长就不多了；一是把每人多吃的数字乘以6亿5千万，那消费就不少了。我们应该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种指标”。当经济建设出现冒进后，他提出要“保证重点，适当收缩”。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当发展速度超过现实可能，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调时，他提出必须坚决进行调整，要舍得伤筋动骨，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六十年代初的调整，压缩了一大批基建项目，精简了2000多万在“大跃进”中进城的职工。由于精简人员的安置和生活问题基本上得到了妥善解决，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荡，从而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使国民经济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实践证明，对国民经济进行合理调整，改善结构，能够带来新的发展。

　　经济工作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搞好调查研究。只有通过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同时，调查研究本身也要实事求是，事实是对的就说对，不对的就说不对，结论放在后面。1962年初，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周恩来参加小组会时，听到下面同志反映强迫命令、搞浮夸、讲假话等坏作风给党的工作和党群关系造成严重危害，他感慨地说：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讲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他提倡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反对强迫命令、形式主义那一套东西。并严肃指出，从现在起，不要乱压任务、乱戴帽子了。

　　第三，统筹全局，全面安排，正确处理经济工作中的重大关系，做到协调发展。周恩来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只有首先保证全国人民的基本消费，使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才能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更好地进行建设。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周恩来十分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关系、物质生产与人口生产的关系等，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他曾经概括了一副对联：“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他主张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的次序来安排经济计划。

　　工业和农业是两个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至关重要。周恩来提出并坚定不移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领导农业”的经济建设思路。他认为，发展工业，首先必须抓好农业，农业稳定是全国稳定的基础，因而始终把农业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为了改变我国水利基础设施薄弱，水患连年，给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历史状况，建国伊始，他就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主张要下决心兴修水利，根治水患，并亲自抓大江大河的治理。在工业方面，周恩来注意处理好重点建设与全面安排的关系，用极大的力量抓好对国民经济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型骨干项目的建设。他认为，像我们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大国，资金短缺是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办成几件大事。我国在“一五”时期建成投产的许多重点项目，至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十分强调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积极推广“鞍钢宪法”，倡导大庆“两论起家”、“三老四严”经验，增强职工主人翁责任感和创造性。他强调要搞好各方面的综合平衡，特别是要搞好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并要留有必要的物力、财力后备，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在抓经济工作的同时，他十分重视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主张根据国家财政状况和可能，从资金上予以优先安排。他比较早地注意到我国人口增长须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问题，强调在增加生产和实行计划生育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素质和消费水平。早在1956年4月，他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做到有计划生育。但在当时情况下，这一正确意见未能得到有效贯彻。

　　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面积广大，资源丰富，但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周恩来十分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认为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要求国务院各部门从政策上和投入上加以重点扶持。他对贫困地区人民的关怀也是十分令人感动的。1973年，甘肃中部持续大旱，使本来就很贫困的这一地区的人民雪上加霜，许多群众缺食少衣，饮水都十分困难。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情十分沉重。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解放20多年了，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那里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随后，他迅速派出国务院七八个部委组成的工作组，赴甘肃灾区紧急救济，调查研究，并帮助干旱地区找出发展经济的路子。直到今天，甘肃人民仍然铭记着周总理的亲切关怀。

　　第四，自觉坚持民主作风，认真并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周恩来经常提醒大家，我们的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独断专行。他说，光有集中，没有民主，就成为官僚主义了。“所谓多谋善断，‘多谋’来自民主，‘断’就是集中。”他主持会议和处理各种问题时，从不唱独角戏，而是努力营造轻松和谐的民主气氛，鼓励和启发大家各抒己见，特别是鼓励发表不同意见，从中汲取正确的成份。即使人家提出的意见有错误，也不横加指责，而是耐心听完，然后循循善诱，用事实和道理阐明自己的观点。有时讨论重大经济问题，他专门交待要请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参加，请民主党派的同志参加，让大家都讲心里话。他说：允许有不同意见，这才是社会主义的自由，才有心情舒畅。他常举唐太宗能听魏征的不同意见，做到兼听则明的例子教育干部。

　　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了解决紧迫的全国性粮荒问题，周恩来单独约见有关部门负责人商谈，就达115次之多。当时，许多重大决策和具体措施，就是在这种坦诚的讨论与磋商中逐步形成的。这样，一方面从中了解了更多和更准确的情况，便于科学决策，保证出台的政策和措施的正确；另一方面，沟通和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凝聚力，使大家能够同心协力地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他以自己的言行，为全党树立了发扬民主的楷模。

　　第五，严谨细致，一丝不苟。这是周恩来的一贯作风，很多接触过他的同志，对此都留有深刻的印象。建国后，我在国家计委工作。计委送给他的重要报告和材料，他都认真审阅，凡涉及国民经济的一些重要数据，往往要亲自核算。如有疑问，有时半夜把我们找去查对，直到彻底核实清楚为止。审议某些重要项目，他总是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组织专家充分论证，从项目的原料、材料供应，产品需求，运输状况，资金、技术保证，乃至环境保护、地震资料等等，他都要一一了解清楚，从不放过一个疑点，有时还亲自到实地考察。他常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不能有半点马虎。周总理日理万机，仍然如此严谨精细，充分体现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赤胆忠诚。

　　第六，正确处理政府工作和党的领导的关系，始终把政府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周恩来说：我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国家政权，而我们党在政权中又居于领导地位。党的领导，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如果什么都管，反而把大事丢掉了。小权过多，大权旁落，党委势必成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机构。他善于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为政府的法令和决定，然后颁布实施。他要求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规定政府工作中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他经常向党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说明政府工作中形成的重要文件和提出的重大问题的有关情况，以供中央决策时参考。从土地改革法的实施、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的提出，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政策的颁布、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制订，再到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贯彻，都是如此。

　　周恩来离开我们22年了。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和任务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周恩来的经济思想和他在领导新中国经济工作中的成功经验，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周恩来的思想、作风和品格，是我们党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将鼓舞全党全国人民继续前进。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最后，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宋平《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