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装成农民侦察

　　中央红军强渡金沙江，国民党紧急部署新的包围圈。进逼岷江通道，击破“川陕合围”的重任，就落在四方面军身上。。

　　为了确保战斗的顺利，徐向前背起背篓，拿起镰刀，伪装成割草的农民，沿江行走200公里，勘察地形、水文，了解川军兵力配备和防御情况，直至找到最佳的渡江作战地点。

　　“指挥员要到一线观察”，是徐向前为将的经验总结。他说，这样打仗才有底气。

　　嘉陵江渡江战役，徐向前的底气让四方面军一举突破川军防线，中央红军北进的通道就此打开。

　　先解决吃饭问题

　　中央红军渡江，徐向前也在忙着发动群众，筹粮招兵。

　　当时，他甚至对情势感到鼓舞，有大量新人加入红军，光电话兵三天就扩充了一百多。徐向前直接统率的四军下辖十师28团，虽然在嘉陵江一战损失了二百来人，现在反增了七百多。

　　长期和中央红军天各一方，两线作战，徐向前更加关注远征的战友，担心他们能否适应川西北高原的气候。他让部队尽可能多筹集羊毛羊皮，制作毛衣、毛袜、皮背心，多作慰问品。

　　30岁就成为方面军指挥员的徐向前，在欢迎一方面军的筹备中展现了特别的细致。四方面军转战川陕，曾经出现炊具丢失、伙夫不够用的情况。他特别从各部队抽调炊事员，叮嘱准备去和中央红军会师的88师带上粮食、盐巴、炊具，首先解决吃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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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

　　会师在即，陈昌浩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的口号，这让徐向前有些反感。徐向前知道一方面军经历了怎样的血战，“恐怕中央红军没那么多，还是留点余地好”。事实证明，会师时中央红军已不到两万人。

　　盼望的喜悦，很快就被渐渐流露的分歧冲淡了。

　　由于感到并不受张国焘的信任，徐向前曾想着会师后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去做点具体工作。然而，张国焘对中央越来越明显的背离，终于让徐向前从此把他的命运牢牢与四方面军联系在了一起。

　　当张国焘拒绝北上已成定局，为避免摩擦，中央带红一、三军团单独北进。消息传来，徐向前“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都说不出话来。”在徐向前后来的回忆录中，他用了“毫无思想准备”、“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等一连串的词语，来反映当时他心里受到的震撼。

　　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当有下属请示是否要追击中央红军，徐向前回答却依然斩钉截铁，“哪有红军打红军的。”

　　也正是从这一次开始，四方面军偏离了徐向前认定的中央北上的路线，走上了一条充满血泪与光荣的远征之路。

　　记者：四方面军的长征之路极为艰苦，充满波折，徐帅跟你提过那段经历吗？

　　张元生：他和战友一起在家里有时会聊起长征的事，但我们一般不参与。他不跟我们介绍这些老前辈，遇到这种时候，家里人都会主动回避。

　　过去的事情，他很少提。我们退休以后，才听到一些，也是别的长辈说的。

　　记者：四方面军经历了许多苦难，徐帅肯定也没少吃苦？

　　张元生：对。我们老头后来是化装成小贩才逃出来的。原先还有一个警卫排，但因目标太大，只能每人分几块大洋，分散行动。他讲，那时没有饭吃，也会跟人家要着吃。

　　老爷子还讲过当年吃皮带的事。没有吃的，把皮带拿来煮汤，都觉得是美味。后来占领了一个地方，终于可以吃上米饭了，结果有9个人被噎死。至今印象深刻。

　　记者：四方面军是一支非常悲壮的部队。

　　张元生：四方面军的战士后来流散、逃跑、被错杀、牺牲被俘等等，真是挺惨的。一二方面军同样有这种情况，解放后他们不少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和补偿，这批人中四方面军的占得多些。

　　1990年我们到甘肃去撒岳父的骨灰，很多人跟我们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胡耀邦曾出面组织解决了一些问题，李先念也做了不少，使这些老兵的待遇和抚恤得到了很好的提高。

　　记者：撒骨灰是徐帅自己的要求吗？

　　张元生：是，他在去世前交待的。他生前对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充满愧疚，他自己带的部队被打散了，受了那么多苦，经历那么多灾难。他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把队伍带出来。当时军政委员会要求他和陈昌浩回延安向党中央报到，他后来想要是我不走就好了。老爷子是黄埔一期，他觉得他带着部队可能会好一些。他执行军政委员会的决定，离开四方面军（指西路军），回了延安。他对此很愧疚，一提起四方面军，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他临走前交待我们，第一丧事从简，不搞仪式；第二，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我们也按照他的遗愿这么做了。其实这也是对牺牲的战士的一种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