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2010-03-17 15:04
虚心善学,战中成才;敢于自责,勇当大任,质朴谦逊,敦厚宽和;运筹自如,智勇兼备。
徐向前(1901~1990),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者,共和国元帅,军事家。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参加了北伐,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广州起义。1929年受命开创鄂豫边区根据地。1932年底开创川陕根据地。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全国解放后,曾先后出任过总参谋长、国防部长等职。
1、离乡南下 投考黄埔
徐向前,原名徐象谦,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一个贫寒的教书先生家中。七岁就开始参加劳动,主要是干捡粪、拾柴、挖野菜之类力所能及的事。边参加劳动边跟父亲识字、练字。十岁入私塾正式读书。两年后升入高小,该学校新思想比较浓厚,开设了算术、英语、历史、理化等较先进的学科。学生过寄宿生活,课余学生们听老师讲授西方的民主革命思想和救国救民的道理。这段时间对徐向前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徐向前被迫辍学,回家参加劳动,以减轻父母的负担。
徐向前已养成了读书学习的习惯,他设法寻求既能赚钱糊口,又有书读的职业。后来经亲友介绍终于找到了到书店当学徒的差事。说是学徒,其实是卖苦力,干一些烧水、做饭、劈柴、磨面甚至还要给东家倒尿壶的活儿,辛辛苦苦干一年才三块大洋。工作虽苦,但有不花钱的书看,这是最大的安慰。年轻的徐向前不安于现状,1919年当他听说山西省立师范招官费生时,立即前去投考并被录取。在师范学校读书两年,此间发生了“五·四”运动,师生们思想活跃,产生一批革命活动家。徐向前在这里受到了民主革命的深刻影响。毕业之后,他被介绍到阳曲县教小学。每月给十块银元的薪水。徐向前在此干了一个学期,正当他总结经验准备进一步搞好下一学期的教学时,却被不明不白地解雇了。失业回家后,他又在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村小学找到了教书的差事。由于徐向前给学生讲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五·四”运动等内容受到校长的干预,徐向前与校长发生争吵,校长就借故把他辞退了。
1924年,南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逐渐进入高潮。孙中山先生筹建黄埔军校,在全国招生,向往革命,谋求出路的徐向前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远离家乡,先去上海参加初试,通过之后,又到广州参加复试。这个远方来的青年终被录取,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
黄埔军校毕业后,他初任排长,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后来又在一个团当团副。1927年3月,在蒋介石即将兴起砍向共产党人的屠刀时,徐向前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徐向前奉党中央之命,在广州参加了武装暴动,负责率领工人赤卫队,当起义的枪声打响之后,他率领这支队伍手持木棒和菜刀参加了战斗。起义失败之后,徐向关与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率领起义的队伍撤出广州,经花县转移到海陆丰地区,从此开始了创立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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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奋战华中 壮大红军
1929年,徐向前奉命到大别山区组织武装斗争。鄂豫皖地区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发生过多起武装暴动,由于种种原因,武装斗争都失败了,但却为党保留了武装斗争的种子。
1929年6月,徐向前来到鄂东北地区,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此时师长已牺牲。该师编制为四个团,但实际上兵力不足一个营。徐向前到部队之后,就赶上了反动军队的频繁进攻,徐向前在率领这不足一个营的时间里,不仅鼓舞了士气,扩大了影响,而且壮大了队伍。
在鄂豫皖地区,徐向前担任的是军事主官,负责军事指挥,他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在打赢战争的基础上,利用当教员养成的善于总结经验的良好习惯,提出了游击战术六条原则:①集中作战,分散游击;②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③敌情不明,不与作战;④敌进我退,敌退我进;⑤对敌人采取跑圈的形式;⑥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⑦敌人如有坚固的工事,不与作战。以这些原则为指导,徐向前等领导同志率领鄂东北根据地的红军面对强大的敌人,不断取得胜利,红军队伍也不断壮大。
1930年,鄂豫皖地区的三个红军师合编为红一军,徐向前任副军长兼一师师长。他率师出击平汉路,在郑家店采取引蛇出洞之计,一举消灭敌人一千二百余人,歼敌一个整团。1930年11月,徐向前率部远程奔袭新洲,歼敌一个旅,之后,又夜袭金家寨,歼敌千余人,缴获枪支千余件。
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后,徐向前任参谋长。他不喜欢出头露面,更不愿张扬自己,从来都是扎扎实实地做事,而且尽一切可能把事情作好。对每一件复杂的事情,他经过反复琢磨,总要想出两三种解决办法,当一种办法行不通时,立即改用另一种办法,这样,他处理问题总是显得从容不迫,井井有条。他善于团结同志,尊重上级和同级,关心下级。遇到不同的意见,总要设法发现对方意见的积极、可取之处。
部队合编之后,战斗力有了增强,在夜袭李家集车站的战斗中,全歼敌人一个旅,缴获大批军需物资。在双桥镇战斗中,毙敌千余,俘筹五千人,缴枪六千余支,山炮四门,迫击炮十多门,并从俘虏的敌人师长那里得到军装十万套和大量银元。
张国焘到达根据地后,大搞“肃反”活动,搞掉了鄂豫皖红军连以上干部二千五百多人,团以上干部有百分之六十以上遭逮捕、被杀。在“肃反”中,连徐向前的妻子也被杀掉了。“肃反”的扩大化,严重摧残了红军的力量。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刚刚成立的红四方面军,迎来了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面对强大的敌人,徐向前提出了“围点打援”等战术,连打四个战役。第一个是黄安战役,歼敌万余,缴枪七千余支;第二个是商演战役,歼敌四千多人;第三个是苏家埠大捷,歼敌三万余;第四个是潢川光山战役,歼敌八个团,缴枪七千余支。
在蒋介石组织的第五次“围剿”中,由于张国焘等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低估了敌人的力量,错误地估计了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最终导致了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之后,红四方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鄂豫皖根据地的大好形势被葬送掉了。
1932年10月,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的领导率部转移,原来已经发展到四万余人的队伍,由于反“围剿”的失败,只剩下二万多人。这支疲惫饥饿的队伍,面对的是国民党十余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徐向前率部历尽千辛万苦,行程三千余里,战斗数百次。到1933年初,在川陕边界找到了立足之地。徐向前在这里抓了三个月的大练兵,然后,发动了仪陇南部战役、营渠战役和宣达战役,歼敌二万,缴枪一万二千件,还缴获了敌人的兵工厂,造市厂,被服厂等全套设备。他利用这些缴获的武器,投入到反对蒋介石发动的六路围攻之中,蒋军出动二十万兵力,而徐部仅有六万人。经过十个月的战斗,歼敌八万多,仅最后二个月,就缴获枪支二万多支,火炮一百多门。这是红军时期缴获武器最多的战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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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渡黄河 欲血奋战
1935年春,徐向前奉命率部长征。六月,与中央红军的在懋功会师。两个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见中央红军人数远不及四方面军多,就生出野心,想违背中央的“北上”方针,率部南下另搞一套。徐向前受命向毛泽东汇报张国焘的南下意见,毛泽东坚决指出:“北上方针,绝对不能改变。”徐向前表示赞同中央的决定。
两军会师之后,红军总司令是朱德,总政委是张国焘,总参谋长是刘伯承。徐向前是前敌总指挥,陈昌浩是政委,参谋长是叶剑英。八月,中央军事工作会议决定,红军分成左右两路行动,左路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右路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中央机关随右路军前进。
徐向前忠实执行中央的决定,率右路军一路向北。而左路军却迟迟不前。毛泽东等发电指示张国焘率部北上。徐向前、陈昌浩都表示同意中央的意见。可是,张国焘接到电报后,立即电令陈昌浩,要他转告党中央,他坚持南下,反对北上。叶剑英收到电报后立即拿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同志商议之后,决定立即脱离险境,能带到多少人马算多少,当夜率一、三军团开走,前敌指挥部的参谋长也不辞而别。毛泽东离开的那天晚上,亲自到徐向前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毛泽东见徐向前态度如此,只说了声让早点休息,然后告辞而去。后来,徐向前执行了张国焘的命令,率部南下了。
张国焘搞分裂活动亦步亦趋,最后发展到另立中央的地步。徐向前和朱德、刘伯承等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过中央的耐心工作,终于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红四方面军再次决定北上。1936年8月,二、四方面军实现了会宁会师。
会师之后,中央决定,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组成西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徐向前忠实地执行中央的决定,于1936年11月率部西征。这支经历了千辛万苦的部队,人烟稀少。他们面对的是数倍于已的凶残至极的马氏匪兵。敌人装备精良,善于骑射。经过四个月的苦战,歼敌两万五千人,给敌人造成极大损失,但西路军也基本上被打光了。
西路军彻底失败之后,政委陈昌浩决定回去。“同中央斗争去!”但徐向前却说:“我们的部队都垮了,孤家寡人到陕北干什么?我们留下来,至少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可是,他拗不过陈昌浩,只好服从了,“不堪回首”之悔。他说:“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徐向前回延安后,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安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
4、深入敌后 指挥抗日
全国规模的抗战暴发之后,徐向前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他随周恩来分别作过阎锡山和傅作义的统战工作。不久即转入太行山区指挥抗日游击战争。参与指挥了反九路围攻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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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徐向前奉命率部分八路军赶冀南创立抗日根据地,这里地处京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之间,无山可依,无林可躲。对于打惯了山地游击战争的我军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环境,必须根据环境特点,发挥创造力,才能找到生存的办法。徐向前创造出依靠人民作掩护,开展游击战争的新思想。通俗地说,即是在平原地区创造“人山”。根据这一原则,指导部队,打日本和清除汉奸同时并举,争取立场不坚定的杂牌军和收编自发的抗日武装力量同时进行。由于思想明确,方法得当,经过五个多月的军事和政治斗争,解放县城二十座,消灭日伪军近万人,在五十一个县建立了人民政权。创造出东起运河,西至平汉,北到滹沱河,南至河南北部的一大片平原抗日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创立后不久,发生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磨擦和日本侵略者的大扫荡,徐向前与刘伯承、邓小平一起,率领根据地军民战胜国民党的磨擦,打退了日本人的扫荡,巩固了这片根据地。
1939年5月,徐向前和朱瑞奉命东进,到山东创建抗日根据地。中央决定将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八路军正式编为八路军一纵,由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委。从1939年6月起,徐向前与一纵队的同志共同组织了粉碎日军“扫荡”的战役,时间持续一年多,大小战争两千余起,毙伤俘虏日军两万余名,歼来伪军两万五千余名。
1940年夏,徐向前奉命返回延安开会,在延安期间因被马踢伤治疗了半年多。伤愈之后奉命留在延安工作。先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任副司令,之后又却抗日军政大学当校长。按徐向前的意愿,还是想去前方打仗,但党中央决定他办教育时,他还是愉快地服从了党中央的决定。
5、解放山西 带病征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内战。此时,徐向前刚则出院,身体尚处在恢复之中。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为了解放整个国家,徐向前坚决要求上战场参加解放战争。在他的要求下,中央军委任命徐向前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接到命令后他立即前去赴任。他带病指挥了山西境内的几次大的攻城战役。
在解放运城的战役中,为了确保战则必胜,他果断地平息了起义将领高树勋部上层反动军官的叛变。然后,打了运城,一举歼敌万余名。
解放运城之后,徐向前经常吐血,他强支病体,部署并指挥了临汾战役。临汾战役持续七十二天,歼敌两万四千人。攻下临汾之后,整个晋南地区获得了解放,并造成直接进逼晋中,威胁太原之势。
在晋中战役中,徐向前集中主力,先下张兰镇,扼住晋中要地,再下北营,歼敌一万七千人。部队在极度疲惫的情况下发扬特别能战斗的精神,继续前进,将敌人主力紧紧包围。此时,徐向前已经病倒,他坐在担架上指挥战斗。晋中战役,我军获全胜,歼敌七万余,仅火炮就缴获三千七百多门。解放了十四座县城。太原城已在我军包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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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原战役中,徐向前病情加重,他的肋膜两闪出水,胸背疼痛难忍。他请求彭德怀指挥太原战役,但他要等攻下太原之后再去治病。在我军横渡千里长江之际,太原战役终于打响。解放军发起总攻后,仅用数小时就拿下了太原。徐向前见到自己家乡的省城获得解放,非常高兴,之后,经组织决定,徐向前到青岛治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徐向前先后担任过总参谋长等职。他为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积极工作。徐向前忠于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与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一度遭受迫害,被送到河南开封,过着半囚禁式的生活。1969年夏,受毛泽东委托,参与陈毅主持下的国际形势研究。
粉碎“四人帮”之后,徐向前自1978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后因年事已高而休息,但他始终关心着国家的安定团结与繁荣富强。
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因病逝世。 他在战争年代和建国以后,发表多种军事论著,主要著作已收入《徐向前军事文选》。1984年出版回忆录《历史的回顾》。
徐向前年表
徐向前原名象谦,字子敬,1901年11月8日生于山西五台永安村。
1919年在山西国民师范读书,受“五四”运动影响,参加进步活动。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员。
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排长。
1925年春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后到河南国民军第二军第六混成旅任教官、参谋、团副等职。
1926年11月,到武汉任南湖学兵团指导员。
1927年3月加人中国共产党,4月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曾率学生队参加讨伐夏斗寅叛军,后被派往张发奎部任参谋。
大革命失败后被中共中央军委派往广州,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队长,参加广州起义,撤出广州后转到海陆丰地区,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的团党代表、师参谋长、师长,坚持武装斗争。
1929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派他到鄂东北,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师副师长、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
1929年11月总结海陆丰武装斗争失败的教训和鄂豫边的经验,与党代表戴克敏共同起草《军事问题决议案》。
1930年春,任第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率部转战于平汉铁路南段,连克云梦、光山、 罗田等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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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初,任第四军参谋长,协助军长旷继勋等指挥部队连续挫败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第一、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任第四军军长,与政委曾中生率部南下,在一个月内连克英山、罗田、浠 水、广济四城。
1931年11月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半年中组织指挥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战役,粉碎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1932年10月,第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主力二万余人被迫撤出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他指挥部队历尽艰辛,开辟川陕苏区。
1933年2月起,连续指挥了反“三路围攻”和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等战役,并与王维舟率领的川东游击军会合。
1933年11月至1934年8月,指挥所部以灵活多变的战术,抗击国民党军30万人的“六路围攻”,取得歼敌8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1935年春,指挥广(元)昭(化)、陕南、强渡嘉陵江等战役后,率部长征。
1935年6月,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参加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的军事工作会议,积极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议期间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金质红星奖章。会后率右路军北上,指挥包座战斗,打开进军甘南的通道。
同年9月,与毛泽东、周恩来等电促张国焘率左路军北进。第四方面军南下后,和广大指战员支持朱德、刘伯承等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
1936年8月再次率军北上,指挥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第一、 第二、第四方面军静宁会师后,中央军委指示,第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1936年11月,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率部继续西进,计划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西路军浴血奋战有力地策应了(黄)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但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而失败。
1937年6月到达延安, 8月出席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同周恩来赴太原同阎锡山谈判,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参与指挥广阳、神头岭、 响堂铺等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
1938年4月率一二九师和 一一五师各一部进入河北南部平原地区,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
1939年 1月,参与组织和指挥冀南春季反“扫荡”。
1939年6月奉八路军总部令,到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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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离开山东,年底回延安。
1942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1943年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
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后改为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1948年3月至5月,指挥临汾战役,攻克坚固设防的临汾城。
1948年6至7月指挥晋中战役。
1948年10月至1949年4月,带病组织指挥太原战役,任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64年任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掌管民兵工作。
1965 年12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期间,参加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二月抗争”,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
1969年夏受毛泽东和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研究国际形势,向中共中央提出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性的建议。
1978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从1965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是中共第八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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