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称赞说：“明辉把乱糟糟的重庆治理得很不错”

　　1949年11月下旬，二野3兵团向西进军，解放大西南重镇重庆。时任兵团组织部部长的刘明辉被任命 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

　　重庆刚解放，特务成堆，为了摧毁特务组织，刘明辉在进行接管的同时，对特务们用了一个“欲擒故 纵”之计：除对个别有确凿材料的重要分子，为取得有价值的线索，经市委批准可以逮捕外，一般的非现 行犯不予逮捕。一则麻痹敌人，掌握主动，二则避免乱捕乱抓，冤枉了好人。为了下一步“肃特”，刘明 辉在公安局吸收部分人成立了情报委员会。

　　重庆解放前夕，毛人凤把军统人事处副处长李修凯从台湾空降到重庆，担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 重庆一解放，他没来得及逃跑。12月4日晚，李修凯从住所来到市军管会自首，交出2本电台密码、2部特 工电台、1份潜伏组名册和特务证件以及一批文件。之后，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他又写出了所知道的军统 内幕和一批重要特务线索材料。8日，刘明辉亲自和李修凯谈话，肯定他弃暗投明的行为，并鼓励他要继 续走立功赎罪的道路。

　　随后，重庆《新华日报》刊登消息：“在我宽大政策感召下，特务李修凯投案自首。”一时间重庆不 少大小特务纷纷自首。

　　12月底，李修凯在路过大同路德胜剧场时，突然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定睛一看：没错，是他，冉 益智！

　　这冉益智可不是一般的人。他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担任过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1948年4月16日，冉益智被自己联络过的党外积极分子余永安带着特务抓获。被捕后，特务一威逼，他当 天就叛变，出卖组织，指认刘国定是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供出重庆沙磁区、北碚区、城区和下 川东地下党组织。刘国定被捕后，为邀功请赏，与冉益智两人一起“争先恐后”把地下党组织活动的规律 及情况一一供出，致使江竹筠、李青林、刘国志等大批党员被捕。冉益智的行为被军统视为有功，授予西 南特区大校专员军衔。后来小说《红岩》描写的就是因为他与刘国定几个叛变引发大被捕的事件和江竹筠 等人在渣滓洞监狱斗争的情况。这祸首冉益智，说他怕死，却又胆子很大，在重庆解放的第三天，他居然 还跑到“脱险同志登记处”，厚着脸皮要求登记，结果，被登记的工作人员认出，对他一顿训斥，叫他赶 快去投案自首。他匆忙溜走。半个月后，他还在大街上闲逛晃悠着，恰好被李修凯发现，扭送到公安机关 。

　　1950年1月9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正式宣布成立，刘明辉被正式任命为局长。全市同时成立了20 个公安分局，并在旧警察局分驻所的基础上，建立100多个派出所。

　　公安局一成立，半个月就破获22案，逮捕29人（军统22人，中统4人，其他特务3人），缴获电台5部 ，收音机8部。但是，刘明辉还没有“撒开大网捕鱼”，仍在像猎人一样等待着最佳的时机。

　　经过半月的充分准备，由市长陈锡联带头，与刘明辉和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王毓怀组成指挥部，1月18 日凌晨，市公安局和部队突然出动，进行大逮捕，1万多人参战，按着名单和人头抓，特务、土匪、帮会 头目全部都“扫”。当天，刘明辉、陈锡联和警备司令员尤太忠坐车在街上巡视，特务和受蒙蔽的人吓得 把蒋介石的头像、国民党旗帜、委任状，还有枪支、弹药、电台等扔得满街都是，缴枪、自首、检举的人 也不少。到中午时，共捕获特务、土匪、恶霸、大烟毒犯等1300多人，其中有蒋介石侍从室少将、警察局 督察长舒栋材，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军法官周特生，“校场口事件”元凶、国民党市党部执行委员吴人初， 中统分区主任谢雨樵等，缴获电台、密码、手枪、黄金一大批。

　　当晚，公安干警把徐贵林从第18分局看守所押解至市区石板坡监狱关押审讯。徐贵林是渣滓洞看守所 的看守长，也就是小说《红岩》中臭名昭著的“猫头鹰”。他在渣滓洞看守所疯狂屠杀被俘的共产党员后 ，又从军了，被编进胡宗南部76军80师，在战斗中被解放军俘虏。但由于不了解他的“底细”，把他当作 一般俘虏遣放了。这徐贵林还不老实，偷偷潜回重庆南岸弹子石地区当起了小菜贩子。他满以为在弹子石 这样偏远郊区没人能认出他来，谁知公安机关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踪迹。在监狱里，他不仅拒不交代罪行， 还一个劲儿推说“自己不是徐贵林”。随后几天，渣滓洞脱险出来的同志相继到监狱辨认，大家不约而同 地肯定说：“没错，他就是渣滓洞监狱的‘猫头鹰’！”

　　5月4日，根据广大干警和受害群众的强烈要求，刘明辉决定以市公安局的名义写报告给重庆市委，请 求对徐贵林处决。16日，市委书记张霖之作出“准杀”的批示，“猫头鹰”终于被枪决了。

　　上一次大逮捕，刘明辉他们还留了一手，抓的捕的多是些浮在水面上的“鱼”，并且是快抓、快审、 快放，让他们出去，引出暗藏的“大鱼”，当时是上午捕人，下午电影院、戏院、茶馆等照常营业。刚刚 逃过一劫的“大鱼”们纷纷庆贺自己藏得深，以为没事了，又蠢蠢欲动。结果，一伸头又被发现。5月19 日，刘明辉和公安局的其他几位同志组成指挥小组，再次出击，发起了第二次搜捕。这次逮捕特务、匪徒 416名。

　　经过一系列的整顿，重庆的混乱局面渐渐消除，逐步建立起了革命新秩序，各项接管工作也顺利完成 。1951年春节，西南局在范庄机关礼堂举行春节团拜会，邓小平同志向前来参加团拜会的人员祝酒，他举 起酒杯走到刘明辉跟前说：“明辉，你做了许多工作，把乱糟糟的重庆治理得很不错，来，干一杯！”

　　“对待群众，我们不能说大话、装聋子”

　　1954年，西南局决定对时任重庆市检察长的刘明辉进行工作调整。消息一出，几个“上级领导”都争 着要刘明辉。一方是重庆市军管会主任张际春，另一方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周兴，第三方是老首 长、云南省委书记谢富治。云南边境线长，少数民族多，境外的国民党部队残部和特务经常越境搞破坏， 云南省的公安工作基本上没得力的人主持。省委书记谢富治一门心思要刘明辉到云南去“把这副担子挑起 来”。

　　为了解决“争人问题”，西南局常务副书记宋任穷专门召开一次会议，决定刘明辉“归”谁。会后， 经过组织研究，决定调刘明辉到云南工作。1954年10月，刘明辉调任云南省委常委、省公安局局长。他没 想到此去云南，与它结下了几十年的情缘。

　　1966年“文革”前，刘明辉担任云南省副省长和代理省长，前后长达11年，成了“老云南”。

　　1964年10月20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在访问柬埔寨后回国途中，乘专机到 达了昆明。崔庸健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年轻时流亡到中国，1922年从南开大学转学到云南讲武堂，是朱 德元帅的师弟；后来，他参加过中国的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对中国感情很深厚。这次他在昆明停留，重 游故地，中央办公厅通知云南省要热情接待，并嘱咐崔庸健的车队进入市中心后，改乘敞篷车接受夹道群 众的热烈欢迎。

　　昆明没有敞篷车，省委书记阎红彦说：“有什么办法，把我的座车锯成敞篷车吧！”

　　刘明辉认为不妥。刘明辉亲自去省政府车队选了一辆旧车，嘱咐省交通厅厅长林超说：“你去负责把 汽车改装，锯成敞篷车。”

　　一切就绪了。这次迎送活动搞得隆重、热烈、安全、圆满，受到中央的表扬。

　　可由于这次使用的敞篷车是用旧的外国车改造的，有的群众从新闻中看到后，就有意见，给省外事处 写信，批评说：“为什么不用国产的红旗轿车，用外国车来欢迎国宾很不像话。”

　　刘明辉看信后，也觉得这些批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事后，他专门给外交部副部长刘晓打电话，说： “上次差点把阎书记的坐车锯了，用旧车群众又有意见，请你考虑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后经外交部协调，第一汽车制造厂赠送云南省两辆红旗敞篷车。不久之后，这两辆车就派上了用场。 1965年4月9日，朝鲜主席金日成前往印度尼西亚访问途中经过昆明，第一次乘坐了这种红旗敞篷车。而写 信、提意见的群众又在报纸上看到了新闻，高兴地说：“知过不难改过难。省领导听得进群众的意见，云 南大有希望。”其实，这只是区区一件小事情，刘明辉说：“对待群众，我们不能说大话、装聋子，他们 说得对的，就一定要听。”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明辉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届云南省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