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振询（公元1904-1943年），又名邓仲铭，兴国县塘石乡人，1926年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江西省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手工业工会委员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兼劳动人民委员（劳动部长），江西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皖南特委书记、苏皖区委书记，副书记等职。1943年8月3日，牺牲于江苏省江宁县，时年39岁。邓振询在短短的一生中，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

　　一

　　邓振询出生在塘下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家中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仅有一间破茅屋籍以栖身。全家就靠帮人打短工，干零活维持生计。父亲去逝时，邓振询年仅六岁。四年后，母亲陈氏终因无力承受生活的重担，不得不携子改嫁，来到一个泥水匠家中。从此，生活开始有所好转，邓振询得以念了几年私塾。后来他又跟着继父学手艺，成了一个泥瓦匠。可是，不久邓振询唯一的亲人——母亲去世了，继父也相继离开了人间。无依无靠的邓振询又重返故里，过继给伯父为嗣。苦难的童年，悲惨的经历，使年轻的邓振询充满了对不平等社会的仇恨，对新生活的渴望。

　　1926年7月，国民革命进入高潮，北伐军挺进江西。这时，黄埔军校的许多兴国籍共产党员纷纷回到兴国，领导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工农革命运动。象陈奇涵、胡灿、肖以佐、鄱日新等同志就是这时期回来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强烈吸引着邓振询，他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忘我地投身于革命中，和广大农民一起开展减租减息，建立农协会等各项斗争，成为当地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中华大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革命进入了低潮，兴国县的革命者也被迫转入地下活动。这时他经常利用泥水匠的身份进行秘密串连，宣传发动工人，农民，建立秘密武装，开展对敌斗争。这一年冬天，为了打击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他组织并积极参加了秘密镇压当地恶霸地主王化铭和谢才伟父子的“赤色恐怖”，这一革命行动极大地打击了反动家伙的嚣张气焰，也鼓舞了人们的斗志。

　　1929年，周恩来、朱德、贺龙等同志在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接着，中国共产党又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会后毛泽东同志组织领导了秋收起义，并向井冈山进军，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随后，朱德率“八一”起义队伍上井冈山，两支起义军胜利会师，革命形势逐渐走向高潮，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又在赣南轰轰烈烈开展起来。1928年春，邓振询秘密地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9年2月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被选为塘石乡工会主任和区工会委员长。同年三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首次来到兴国，帮助兴国县建立了革命政权，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接着又亲自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六大”会议精神，号召干部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争取革命的胜利。1930年2月，由于邓振询出色地领导了全县工人革命斗争，而“成了兴国全县工人运动的指导者，被选为兴国县总工会委员长，成了全县工人解放斗争的领袖”。

　　兴国县的工人，大多是从事船筏、码头、店员、泥木、纺织、缝纫、理发等行业的手工业者，工作分散，人员不集中，游动性大，难于组织。邓振询上任之后，首先着力于恢复和建立各级工会组织，为了早日把各行各业的工人团结到工会组织中来，他不分昼夜，深入到码头、工场去开展工作，他首先从关心工人的切身利益着手，把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作为工作的主要内容，并把它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他常说：“开展经济斗争，改善待遇是需要的，但必须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必须把争取工人的个人利益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结合起来，工人才能获得彻底的翻身解放。”经过邓振询的不懈努力，兴国县的工人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1931年11月7日，邓振询作为江西省的工人代表，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时，他“已经不仅是兴国县的革命领袖，而成了赣南工农及一切劳动者的领袖了。”

　　1932年2月7日，全总苏区执行局为了加强苏区工会组织，更广泛地领导苏区工人进行革命斗争，于“二·七”惨案九周年纪念日在瑞金叶坪的黄家山召开了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代表陈寿昌致开幕词，临时中央政府代表项英，共青团代表顾作霖，军委代表叶剑英，总政治部代表李卓然等先后致了词，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会议正式宣告成立江西省、福建省职工联合会，邓振询被选为江西省职工联合会执行委员兼江西省职工联合会组织部长，后升任省职工联合会委员长。

　　邓振询在担任省职工联合会委员长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抛家为国，一心扑在工作上。妻子被敌机炸死，顾不上回去看上一眼，儿子得天花，他也没空回去照料，心中只有党的事业，工人的疾苦，人民的利益。他辛勤的工作，终于换来了全省工人的觉醒，并取得了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的胜利，调动了工人群众拥护工会，参加工会的积极性。为了更好工作，他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在全总苏区执行局的机关报《苏区工人》上发表文章，介绍各地工会的工作情况和典型事例。象《安远县工人热烈拥护工会》、《于都工人斗争胜利》、《南广县城市工人斗争胜利》、《在兴国县扩大红军新的伟大成绩》、《买公债》等文章，有的介绍了工人向不法老板作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有的则报道了苏区工人在发展生产，节约支前，购买公债，扩大红军等活动中作出的成绩。他还在《宁都职工委员长怠工腐化》一文中，严厉谴责了工人内部这种腐化变质的现象。为了纯洁工会组织，他坚决地清除混入工会内部的不良分子。

　　1933年5月1日，为统一全国手工业工会的工作，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在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手工业工人代表大会，邓振询作为大会的组织领导者，被选为全国手工业工会委员长。从此，他就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并在刘少奇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下，迅速成长。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了五十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党中央决定在苏区开展扩红突击月活动。在这次扩红突击月活动中，邓振询领导的全总执行局西岗扩红突击队，阿金领导的党中央瑞金扩红突击队，罗荣桓领导的总政治部兴国扩红突击队成绩突出，被评为模范突击队，受到党中央的表扬。邓振询还被评为“扩红”模范。为此，党中央还专门召开了授奖大会，向模范突击队授奖旗；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在授旗的时候，全场的空气兴奋极了，党中央代表项英同志手擎着旗子（呀！是漂亮极了的旗子）微笑地喊着瑞金、兴国、西江（岗）突击队的名字，于是在四、五千只眼睛的钦羡的注视下，三县突击队长阿金、罗荣桓、邓振询接受旗子，于是雷鸣般的掌声响了，于是三个突击队长都脸红红的胜利地微笑着把他们的奖品带回自己的代表团来了。”就在这次大会上，邓振询被选为劳动人民委员（相当于劳动部长）。从此，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责任更大了，为解放劳动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也更坚定了。

　　1934年4月，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开始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邓振询被分配在五军团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

　　五军团是全军的后卫，担负着掩护中央红军突围的重任。而邓振询所在的地方工作部，又负有保证全军团粮食、供给的职责。由于敌人的反动宣传，沿途群众受到蒙骗，给筹粮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为了解决给养问题，邓振询每到一地，顾不上休息就带领地方工作部的同志深入当地群众，耐心细致地宣传党的北上抗日方针，解释红军为穷苦大众谋解放的宗旨，解除群众对红军的疑虑，主动拿出粮食支援部队。而他自己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总是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先人后已，艰苦奋斗的高尚品德。

　　1935年8月，邓振询又被调到中央军委直属政治部民运部工作。红军到陕北后，又改任劳动部长。1936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办事处主任。次年一月，邓振询进入抗大第二期学习。1937年9月，任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兼工农厅厅长。短短几年中，邓振询多次调换工作岗位，但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他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所到之处，深得同志们的好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多方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开始。蒋介石被迫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并达成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十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为了完成这支队伍的集中整编，加强南方党的工作，党中央决定派邓振询、曾山、李坚真、罗梓明等同志到南方工作。邓振询一行于十二月初离开延安，十二月底经武汉到达南昌后，立即着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同时成立中共江西省委，邓振询任江西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同时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由项英任书记。

　　一月底，邓振询受东南局的派遣，前往赣南、闽西，完成组建新四军二支队的任务。邓振询一行五人带着军费、电台、委任状乘车前往龙岩，途中住宿在广昌时，听说谭震林等同志在瑞金被自称为“国民党别动队”的王彩特部扣留。邓振询等人第二天即赶往瑞金交涉，也遭到王彩特的无理扣留。面对这些人的倒行逆施，邓振询、谭震林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痛斥其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延误部队集中开赴前线抗日的反动行径。后经新四军军部及中共中央干涉，王彩特才被迫将他们放行。温仰春、邓振询等先后抵达龙岩，协助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完成了二支队的组建工作。

　　从1938年初开始，邓振询一方面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完成新四军整编工作，另一方面利用去各地联络的机会，秘密恢复党的各级组织，成立了瑞金、赣州、吉安、龙岩等通讯处，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统战政策，组织抗日群众团体。1939年1月，他调任中共皖南特委书记，第二年二月，又派往苏南任中共苏皖区党委书记，七月初任江南军政党委书记。在这期间，他组织有关方面草拟并正式颁布了《为坚持江南敌后抗战之纲领》，提出了“坚持江南抗日战争，驱除日寇出江南，驱除日寇出中国”，“结束一党专政与腐败的官僚统治，实行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抗战经济，改善民生，破坏敌伪一切经济”等项主张，号召“全江南人民本此方针，团结一致共同奋斗。”这个纲领对于发展和巩固苏南抗日根据地，具有重大指导作用。

　　邓振询在苏南工作期间，正值苏南斗争最艰苦的时期。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在苏南加紧军事进攻，企图把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赶出潥（阳）武（进）公路以南地区。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又乘新四军主力北渡之机，策动刀会暴乱，制造“横山事件”，武装侵入我宣（城）当（涂）芜（湖）地区，缴去我地方武装枪械，杀害我农救会委员和烈军属。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邓振询坚决贯彻党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他首先团结一切进步力量，亲自出面做好统战工作，争取了大批地方开明人士参加抗日行列，消除了部分人士的疑虑，结交了许多新的抗日朋友，发展了陈毅同志亲手培植起来的苏南统战战果。同时，及时纠正一度又出现的“左”倾错误，对当地的刀会组织采取团结的方针，争取其基层组织，中立上层头子，孤立和打击极个别的反动分子。邓振询还主持区党委制定了切实的措施，照顾刀会组织的经济利益，如不在其地区内收税等，因而逐步缓和了紧张关系，并争取了蒋永广等刀会首领的中立。这些工作，进一步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了根据地建设，使苏南成为新四军挺进苏北的桥梁，成为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1940年冬，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从此，苏南敌后斗争进入最艰难时期。日寇集中了三、四千人的兵力，对丹北、茅山、江（宁）、句（容）等地发动了持续六个月的反复“扫荡”，使苏南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游击区域不断缩小，干部连续牺牲，部队大量减员。面对这种险恶环境，邓振询毫不畏惧，坚定地指出：“目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坚持斗争，讲究策略，依靠群众，团结多数，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他还及时召集了区党委会议，对形势作了充分的认识，确定了“仍是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危机，争取利用顽伪，打击敌人，坚持巩固原有地区工作，开辟新地区，打通南北联系，充实主力，充实地方武装，巩固党，深入民众斗争”的方针，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斗志。在频繁的战斗生活中，邓振询身先士卒，和广大军民同甘苦，共患难，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军的夹击，渡过了难关。至1943年6月苏南敌后的形势开始好转，各地的党政组织和抗日武装陆续恢复。

　　三

　　1942年一、二月间，邓振询在阜宁单家巷参加了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的华中局扩大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苏南工作的报告》，介绍了苏南地区在建立根据地过程中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的环境、特点，工作任务与方针，回顾了各个时期党的各项政策的实施情况，肯定成绩，纠正错误，找出差距，分析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苏南今后斗争的估计，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为了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迎接新的斗争，区党委于1942年8月召开了苏南民运工作扩大会议，邓振询作了《组织群众与秋收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回顾了过去苏南民运工作的发展经过，总结了苏南斗争的发展规律，提出了今后苏南群众工作的任务及其具体措施。报告对促进苏南民运工作的发展，巩固和加强根据地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邓振询在苏南工作期间，非常重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他认为“提高党的战斗力，保证每个党员与干部都能一切为党，牺牲个人”的关键是“提高党性”。他采取办训练班的方式，组织区县以上干部学习，并亲自给学员作报告，上党课。为进步提高他们的觉悟与水平，还制订了教育党员干部的具体措施，“县级干部应以策略教育为主，区级干部应以工作教育为主，支部党员应以思想教育为主。”仅1940年，区党委就办了三期党训班，培训学员二百余名。

　　邓振询还特别强调各级领导要正确掌握党的政策和策略，坚决执行党的正确决议和指示。他对苏南的同志们说：“我们是长期处在敌伪顽夹击的斗争形势下，如果政策不能正确掌握，武装就不能发展，根据地就不能巩固，江南斗争就不能坚持。因此，全体党员，尤其是干部，必须加强对党的政策与策略的研究、学习……。”为了使各级党政军干部能及时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了解党的政策，邓振询十分重视报刊工作，尽管困难重重，苏南敌后仍然有《民众报》、《太湖日报》、《长滆报》、《前进报》、《火线报》、《江南党报》、《江南通讯》、《青年团报》等十几种报刊坚持正常出版，较好地起到了党的喉舌作用。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借以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四月中旬，国民党以第三十二集团军副司令陶广为总指挥，调动了十三个团的兵力向我驻苏南潥水、潥阳的部队发起进攻。邓振询协同江渭清，领导苏南军民进行了自卫反击，击退了曹山、莱蓬山一线的敌人。六月，国民党又向我发动了第二次进攻。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新四军主力全部撤出潥水地区，邓振询也随四十六团转移到横山地区活动。八月三日，部队宿营于江宁县冯潭村，后因遇敌情，部队连夜转移。就在渡秦淮河时，邓振询不幸于高桥渡口为国殉难，当时年仅39岁。

　　邓振询不幸遇难的消息一经传开，山河为之动容，草木为之变色。整个苏南抗日根据地都在为失去了一位好领导而悲痛，为我党失去了一位忠诚的战士而惋惜。几天后，江宁县军民在周岗圩绿杨头村举行追悼会，各界群众不顾敌情严重，纷纷前往吊唁，直至深夜。

　　1944年8月3日，苏皖区党委，苏南行署在宜兴又一次隆重举行追悼邓振询烈士大会，江渭清代表苏皖区党委致悼词说：“邓副主任为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之一，尽瘁中国革命，十年有余，领导苏南斗争时逾三载，而其对党与革命无限忠诚，生活刻苦，严肃，学习紧张积极，沉着果断，诲人不倦，实为全国人民及全体共产党之模范，因此邓副主任牺牲，不独为苏南党及苏南斗争之重大损失，而且为全党及中华民族之重大损失。”

　　解放后，为缅怀邓振询同志，江宁县人民政府在烈士殉难的秦淮河上建立“重民桥”。江苏省还在江宁县东山镇竹山西北山腰建立了《仲铭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