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鹄显奉红四方面军总部命令，率红三十军开至大芦山附近，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为大军西渡黄河作准备。同时，黄鹤显还负责调查对岸敌情、民情、行军路线、地形等任务。

　　1936年10月26日深夜，秋风萧萧、星辰寥落的黄河虎豹口边，程世才、李先念、黄鹄显所率红三十军，整装待发。

　　浩浩黄河，声声吼叫，排徘浊浪，迭迭冲撞。当附近村庄的灯火全部熄灭时，狗吠也消逝在黄河水撞击岩壁所发出的巨响中。此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渡河前卫团二六三团临时组建的渡河先锋连，飞身上船，奋力划浆，向对岸前进。红军8条渡船靠近对岸时，守敌凭借碉堡，居高临下，以凶猛的火力射向渡河勇士。渡河勇士锐不可当，奋勇迎敌。

　　虎豹口突破一举成功!在三天多的日日夜夜里，红三十军、红五军、红九军和方面军总直属队2万多人，从虎豹口渡过黄河。而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总直属队若干部队，因敌追堵甚急，未能渡河。这样，西路军就只辖有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骑兵师，共21800余人。

　　从踏上西征之旅开始，西路军就处于极端险恶之境中。西路军虽有2万多人，但长期疲于行军转战，没有得到休整和补充，而马家军却有3个骑兵旅和6个步兵旅，再加上地方保安团，共9万余人，敌我力量悬珠；在地理条件方面，首肃黄河以西沙漠、戈壁滩成片纵横，天气奇冷，风狂、雪猛、居民少，粮、柴、水都很厦乏，给养困难3在群众条件方面，兰州以西地区群众受共产党影响小，群众对红军不了解，红军一时难以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而马步芳、马鸿适乃土著军阀，久居本地，封建统治密而不漏，内部稳固，给养充足3再者，西路军远离红军主力，孤军作战，得不到主力红军的有力支援。

　　红三十军下辖八十八师和八十九师共6个团，兵力有7000余人。西渡黄河后，红三十军担任前卫，其八十九师在宋家川遭遇敌骑兵旅的阻击，经3小时激战，击退敌人，并俘虏敌200余人，缴获步枪800多枝、机枪10余挺、战马70多匹。

　　八十九师初战告捷，八十八师亦颇有斩获。渡过黄河之后，八十八师击溃马步芳骑兵旅，将锁罕堡守敌一个骑兵团包围。

　　奉徐向前、陈昌浩之令，红三十军将包围锁罕堡守敌的任务移交给红九军，向吴家川、尾泉出击，先后击溃敌骑兵五师马禄第一旅和祁明山第三旅的阻击，进占一条山块起伏不大的丘陵地，迅即又一举攻克王佛寺渡口，消灭马鸿逞部1个团。

　　11月2日，敌军总指挥马元海、副总指挥马延祥兵分三路，向据守一条山的红三十军发起猛攻。程世才、李先念、黄鹄显指挥红三十军抗击强敌，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并击毙敌副总指挥马延祥。翌日，马元海纠集3个骑兵旅和2个步兵旅，向红三十军阵地压来。红军沉着应战，予敌骑兵重大杀伤。

　　11月6日，西路军总部制定《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决定：红三十军为右路军，向大靖进军3红九军为左路军，向古浪进军3红五军和直属队随右路军行动。

　　程世才、李先念、黄鹄显挥师疾进，迅速包围敌骑兵师工兵营，该部敌人走投无路，缴械投降。

　　11月18日，红三十军攻克永昌。

　　11月21日，红三十军夺占山丹。

　　敌总指挥马元海集中2个多旅的兵力，向驻守四十里铺的红九军扑去。红三十军出动八十八师之二六三团，增援红九军。致以一个多旅的兵力，妄图“吃”掉红三十军的这个团。

　　在督战队的威逼下，优势之敌，不顾伤亡，接连打开几个豁口。红军临危不惧，反复与敌搏杀。军情紧迫，程世才、李先念、黄鹄显亲自带领4个团的兵力，向敌发起反击。在红军的里外夹攻下，经3天血战，敌损失2400余人。红军亦付出相当代价，二六三团一营指战员绝大部分壮烈牺牲，红三十军共伤亡500余人。

　　四十里铺之战后，红三十军冒着凛例的寒风，再次进占永昌。

　　红三十军在永昌立足未稳，马家军2个骑兵旅就压了过来。经2天激战，红三十军弹药告酵，连失二道防线。干钧一发之际，红三十军将士挥舞大刀迎击，砍死敌军800多人，杀退来敌。

 

　　马家军调集5个旅和4个保安团的兵力，将驻守永昌的红三十军重重包围。马家军还出动三、四架飞机前来助战，一面投弹轰炸红三十军，一面扔下成捆的宣传单。程世才、李先念、黄鹄显指挥部队歼敌2000余人，并击毁敌机1架。在战场态势越来越严峻的时刻，红三十军派出1营兵力奔袭并夺占永昌飞机场。

 

　　红三十军英勇善战，以打恶仗，硬仗著称，摩下的6个团都曾在以往的战斗中大显身手，二六三团荣获“攻如猛虎、守如泰山”锦旗，二六五团被誉为“夜老虎”团。在永昌战斗中，红三十军一次次重创马家军，但没能粉碎敌人的进攻。马家军人员、武器、弹药可以获得源源不断地补充，而红三十军得不到补充，伤亡越来越多，弹药越来越少，给养更是困难。在严峻的关头，红军将士忍饥受冻，斗志昂扬，奋勇杀敌。黄鹄显为红军将士的忠勇感到自豪。

　　西路军渡河作战一个半月，以弱御强，歼敌6000余人，但自身也伤亡6000多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路军奉中央军委之令，再次向西挺进。西路军以红五军开路，红三十军殿后，前攻后卫，边打边走。时值隆冬时节，大雪漫天，程世才、李先念、黄鹤显率着衣衫槛楼、又饥又累的红三十军，冒着严寒，昼夜兼程西进。

　　1937年元旦，红九军攻占高台。红三十军随同西路军总部进驻倪家营子。

　　1937年1月，经1周血战，红五军白军长董振堂以下3000余人在高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西路军所余兵马1万余人，全部集结在倪家营子地区43个屯庄里。敌调集5个骑兵旅、3个步兵旅、1个手枪团、1个宪兵团及民团武装，共7万余人，围住倪家营子。

　　西路军万余将士与7万之敌进行20多天的血战，未能打破敌人的重围，向祁连山转移。

　　程世才、李先念、黄鹤显做好部队的政治动员，派出干部化装侦察，绘制行军路线图，安置好重伤员，销毁多余的步枪，找来向导，为转移作好准备。

　　1937年3月上旬，西路军余部8000余人撤离倪家营子，在三道流沟地区遭马家军前追后堵。经5天血战，西路军于3月11日夜沿祁连山边的戈壁滩进入梨园口。

　　杀红了眼的敌人又向梨园口包抄而来。为掩护红三十军，红九军与马家军争夺梨园口两侧山头。红九军政委陈海松率部与敌骑兵肉搏。血战半日，陈海松等1000余名红军将士壮烈牺牲。

　　马家军倾全力向红三十军扑来。为掩护西路军总部机关和伤病员，程世才、李先念、黄鹄显亲临八十八师第一线阵地，与敌血战。此战，红三十军二六四团全部阵亡，二六三团十损七八，红三十军仅剩2000余人。黄鹊显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牙齿脱落13颗，右食指也被炸伤。

　　红三十军绝大部分伤员受的是刁伤和手榴弹员，头部和上肢居多，伤势重。伤员们知道处境的艰险，分分秒秒面临死亡的威胁，但他们没提任何个人要求，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不惜牺牲。伤员们还担忧着首长们的安全，希望部队早些突围出去。西路军缺医少药，连纱布都难以找到，身负重伤的黄鹤显以惊人的忍耐力和坚强的意志，指挥所部用大刀、刺刀及手榴弹与敌拼杀。

　　1937年3月12日，中央军委电示：  “为保存现有力量，西路军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二是就地分散游击。”

　　3月14日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抢占石窝后召开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返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3余部分3个支队就地游击。

　　石窝是由层层迭迭的山峦和深浅不一的沟堑接连在一起。山顶附近岔口处，乱石磷响，山势陡峭。西路军依托有利的地形，以少量的子弹和手榴弹，更主要以钢叉、梭标、大刀、石块，消灭敌人，并从敌人手中缴获武器。

　　数万敌军云集石窝山下，准备吞噬西路军余部1500余名将士。借着夜色的掩护，程世才、李先念、黄鹄显率红三十军及西路军总直属队共1000余人，王树声、朱良才率红九军余部300多人及骑兵师余部100来人，分两路突出重围。

　　在回陕北的途中，黄鹊显等遭到大批敌军的包围，身负重伤的黄鹤显突围末成，力竭被俘。

 

　　在敌骑兵第一旅旅部揭押期间，因叛徒告密，黄鹄显的真实身份暴露。敌人如获至宝，把黄鹤显转押至甘肃凉州第二监狱，旋转西安蒋鼎文行营看守所。

 

　　1937年8月的一天，黄鹄显从看守所的卫兵口中获悉如下消息：为挽救濒于灭亡的中国，国共进行了第二次合作，红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西安七贤庄1号设有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就住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也为抗战事宜常到西安。

　　黄鹄显要来纸和笔，立即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的处境和关押的地点告知周恩来。信写好后，黄鹄显托人将此信送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

　　在紧张而兴奋的等待中，黄鹄显迎来了当年同在红军总部作战科任参谋的老战友孔石泉。孔石泉转达了周恩来、叶剑英对黄鹄显的慰问和指示后，黄鹄显把同他一起关押的40多名同志的姓名、职务写好，交由孔石泉带回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在周恩来的积极营救下，国民党西安行营被迫释放了黄鹄显等人。

　　甫一出狱，黄鹊显就风尘仆仆地赶赴延安。朱德把这位老部下留在八路军总部工作。

　　秋雨罪靠中，黄鹄显随朱德、任粥时一起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9月23日，黄鹄显随朱德、任掘时抵达八路军总部，就任八路军总指挥部作战科科长。

　　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板垣师团，一举歼灭日军1000余人，缴获甚多，取得了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重大胜利，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翌日，黄鹄显随同朱德总指挥等到平型关战场实地视察。

　　八路军总指挥部作战科长黄鹄显，及时总结并上报了平型关战役经验。

　　1938年11月21日，朱德调黄鹄显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

　　黄鹄显在抗日前线正欲大显身手之时，有人控告黄鹄显在西征兵败被俘期间当了“叛徒”。1939年3月，延安方面一纸电文传到八路军总指挥部：“将黄鹄显押解回延。”

　　心情悲伦而沉痛的黄鹊显，依依不舍地离开前线，以回到延安学习为名随任死时回到延安接受审查。

　　黄鹄显一回到延安，就被保卫处扣押，后转到清凉山高等法院关押。清凉山高等法院经调查，作出如下判决：黄鹤显没有当叛徒，但在西征兵败受伤被俘后，一时产生严重的政治动摇，故判处一年徒刑。这样，黄鹄显的党籍也被无形取消。

　　因“表现甚好”，黄鹄显只被关押4个月，就获提前释放。

　　在人生风云突变的时刻，百炼成钢的黄鹄显对党和人民忠贞不渝，奋发有为。

　　黄鹊显获释后，主动要求到基层，先在一家纺织厂当保管员，后又奉命到安塞之沟漕渠去主持筹建纸厂，旋又调任陕甘宁边区造币厂副厂长。在工厂工作期间，黄鹤显积极肯干，堪为表率，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屡受上级的表扬和奖励。

　　1940年5月，朱德从太行前线回到延安，把黄鹤显调到延安，任命黄鹄显为军委经济建设部企业处处长。

　　1942年5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成立，贺龙任司令员。参谋业务能力出类拔萃的黄鹄显，被选调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参谋主任，不久又改任作战科科长。

　　1943年9月，黄鹊显进中央党校第二期学习。经过2年的学习，他的政治理论、文化素质跃上一个新的层次。

　　1945年7月，八路军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重新审查黄鹤显因西路军兵败受伤而被俘问题，作出决定：“……完全恢复其党籍，即黄鹄显同志的党籍从1931年9月算起。”至此，长久以来压在黄鹄显心头的一块疙瘩终于化解。

　　在回顾这段坎坷的经历时，在逆境中重新倔起的黄鹊显深情地说：  “应当归功于党多年的培养，感谢首长们多年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