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的成长中，范阳春认识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为了切实保障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得到的胜利果实，他与其他同志油印了许多标语，张贴在各个村落。标语内容是：收回土地者杀!反攻倒算土地者杀!这种方法在苏区周围附近的村庄，起了很大的作用，地主豪绅不敢轻易收回农民的土地。
    粮食是生命，有粮食才能活命，有粮食才能坚持游击战争。由于广东和闽南军阀对闽西苏区的经济封锁，这期间，范阳春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筹款筹粮，支援红军和地方游击队。粮食十分缺少时，范阳春等就把大山里常见的嫩竹梢摘来放上盐巴煮来吃。
    革命是锻造人才的熔炉。很快，范阳春成熟了。他深深地认识到，为小歌仙“报仇”是一种多么幼稚、多么狭隘的小农意识。只有继承小歌仙的遗志，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才是对革命的先行者最好的怀念。
    1931年，闽西特委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范阳春作为共青团员，带头参加了红军，被编入左权任军长的闽西红军第十二军。由于各地红军番号不一致，经常引起混乱，因此，1931年10月，福建军区决定整编各地红军。这样，范阳春所在的闽西新红军十二军与红一军团的十二军在长汀会师后，合编为红军十二军，兼称福建军区总指挥部，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政治部主任谭政。十二军下设三十四、三十五两个师，范阳春编入三十四师。
    在一次反“围剿”的战斗中，三十四师缴获了敌人的一部电台和发报机。刚好这个时候，范阳春写了一份言辞恳切的入党申请书。由于范阳春战斗勇敢，表现出色，他早就被上级确定为党的发展对象。这样，顺理成章地，范阳春在1932年，也就是他19岁的时候，被吸收为共产党员。又由于范阳春有一定的文化，于是被调到师部任文书兼译电员。范阳春刚刚到师部的时候，师首长就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通信兵是军队的神经，首长的耳目，电台和发报机则是通信兵的耳朵和嘴巴。你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它们。”范阳春牢牢记住首长的教诲，兢兢业业，一干就是3个春秋。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工农红军被迫长征。长征前夕，红军十二军三十四师的一部分被编入红一方面军第一师，范阳春仍然在一师师部担任译电员。
    1934年10月，范阳春跟随大部队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征途漫漫，范阳春参加了许湾、革台岗、南雄水和突破乌江的战斗。一路上，范阳春认真保护好电台和发报机——也就是他的“命根子”。特别是在突破乌江的战斗中，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在渡江时，国民党军的一发炮弹落在船侧，掀起冲天大浪，船也翻了。电台和发报机不能进水!范阳春落水后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情急之下，范阳春不顾江面上的枪林弹雨，双手高高举起装着这些“命根子”的帆布包，用仰泳的姿势，双脚拼命蹬水，往对岸游去。又一发炮弹在附近爆炸，一阵阵的水浪把范阳春呛得眼冒金星，鼻子发酸，但是，他仍然不敢改变姿势，奋力向对岸游去。终于，到岸了!范阳春手一松，包落在岸上，人已经虚脱了!范阳春的突出表现受到了师首长的表扬。
    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工农红军终于胜利到达陕北。范阳春在长征中的突出表现，使得他在平凡的岗位上进入首长的视野。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范阳春被编入林彪担任师长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师部担任政治指导员，不久到师卫生部担任政治教导员。在此期间，范阳春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