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粟裕同志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名将，也无法避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被挤出了部队。由于周总理直接出面关心和保护，粟裕同志才到了国务院工作，作为周总理的助手，分管铁路、交通和邮电部门。

　　粟裕同志到国务院工作不久，就收到了我爱人吴璇的求救信。他才知道我这个交通部副部长，身陷囹圄已四年多了，下落不明，生死不明；我的母亲病困交加，呼喊着我的名字悲愤地死去；我的子女正过着乞丐般的生活。当粟裕同志打听到我的下落后，立即让夫人楚青同志给吴璇复信：“人还在，请放心。虽然问题还未清楚，但要相信党，最后总能搞清楚。”寥寥数语渗透着首长对部下、对同志的无限关怀。寥寥数语，象春天的雷声，震撼了我全家的心田，带来了温暖，带来了希望！

　　粟裕同志十分关心着我的命运，千方百计设法保护我。他曾义正辞严地向某些人指出：“陶勇已被整死了，难道还要把彭德清也整死吗！”他关怀我的家属，安慰他们说：“一定要坚定不移地相信党，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一定会把问题搞清楚。现在的问题是人有病，一定要想办法治疗。可以直接写信给周总理，请求让他出来治病，信由我负责转送！”粟裕同志又把自己用的药，送给了我家属，设法转交给我。

　　后来，敬爱的周总理果然在我妻子的信上批了八个大字：“解除监护，住院治疗。”才使我得以绝路逢生。待我病愈后，粟裕同志又几次向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我的情况，使我终于得到重新为党工作的机会。

　　在我重新工作之后，粟裕同志即以我的“解放”和恢复工作为例子，要求他所主管的铁路、交通和邮政三个部门，照此办理，从而使一大批受冤屈的老同志得到保护。据我所知，除国务院外，在地方省地级领导和部队系统各级领导干部中，得到粟裕同志支持、帮助和救援的就更多了。粟裕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与胆略，竭尽全力维护着党的肌体、国家的安定和人民的利益，刚正不阿，大义凛然地为真理而斗争！

　　更令人难以忘怀和无限佩服的是，面对着“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粟裕同志坚定不移地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以惊人的智慧，指挥着交通运输工作和海港码头的建设，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交通运输是国计民生的命脉，当时受“四人帮”破坏十分严重，铁路运输不畅，既不安全，又不准点；港口压船压货严重，被人家重罚还受辱骂；交通不通，处处告急！粟裕同志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被这些巨大的困难所阻挡，以犀利的目光，冷静地寻找着症结。他视察青岛，调查秦皇岛，走访大连港……一九七二年春节前，在“四人帮”破坏下的天津港，压船压货极其严重，粟裕同志立即赶到天津。春节前后数日，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粟裕同志冒着严寒，视察码头，看望船员，和干部、工人开会座谈，商讨解决压船压货的办法，研究海港建设的大计。他这种为国家承担风险，不计较个人安危的精神鼓舞了大家，不几天，消除了天津港的压船压货，同时还组织力量，草拟了改变港口面貌的建设规划。

　　当周总理提出三年改变港口面貌时，粟裕同志胸有成竹地报告说：我国除了有一万八千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之外，还有五千多条自然河流，总长度达四十三万公里，以及九百多个大大小小的湖泊，这些江、河、湖、泊过去是打击敌人的有利战场，今天则是发展水运事业的有利条件。粟裕同志指出：空运、陆运、水运要全盘规划，统筹按排，互相补充；要战时与平时相结合，近期打算和远景规划相结合；并从战略高度提出修建通辽铁路、南疆铁路、黄河大桥等许多重要建议。粟裕同志还进一步指出，当前主要的问题是一乱、二差。乱就是：规章制度乱，生产秩序乱，思想上也乱，不知道该把生产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为好；差就是港口设备陈旧，建设落后。因此必须立即抓好调度指挥，健全岗位责任制，搞好安全生产；同时量力而行、有计划有步骤地搞好港口建设。粟裕同志的远见卓识与雄才大略，使在交通战线上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也钦佩不已！

　　为根本改变我国港口落后面貌，一九七三年夏，粟裕同志冒着酷暑，又一次深入我国沿海各主要港口，作全面的实地调查，系统地反复研究，最后提出了《关于加强港口航道建设和疏运问题的建议》，带着详尽的材料和完整的方案，连夜呈报周总理。报告中从战略角度提出要增建深水泊位三百个；要改进铁路和公路线路，大力疏港；要抓紧勘察设计；要组织施工力量。为使此宏图大略得以落实，周总理委托粟裕同志担任建港领导小组组长。重任在肩，为研究码头远地和建设规划，又再一次从南到北，跑遍了沿海主要港口：湛江、黄埔、镇海、上海、江阴、连云港、烟台、大连、天津，而后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三年大建港。从此，我国水运史上写下了这样一行文字：一九七三年底，港口规划共完成五十二个深水泊位扩充设计；基建计划比一九七二年增长二点二倍，超额完成。可以告慰的是，当年粟裕同志对水运事业倾注的心血，在今天中央决定开放十四个港口城市的重大决策中，在今后的岁月中将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当我国外贸运输能力紧张，国内造船工业不能适应船运发展需要的时刻，粟裕同志主张建立与发展我国自己的船队，同“四人帮”针锋相对，坚决支持鼓励交通部贷款买船，迅速发展我国商船队。在一次干部会上，他明确指出：“这是买来时间和速度。只要我们高质量地把国家建设好，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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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时，交通部的水运工作反复摇摆于修船还是造船之间，方针不定，以致发展缓慢，修、造船能力只能达到需要的百分之六十；远洋船百分之八十要到香港或国外去维修。粟裕同志又以敏锐的观察力，一矢破的，指出：“水运工业是发展水路运输的物质基础。”粟裕同志支持了造船统筹工作，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了水运工业“修造并举，以修为主；造船则大中小结合，以中为主，同时狠抓配套配件生产”的方针。这一正确方针，得到周总理、李先念等领导同志的重视与支持，得到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同志们的支持。这样，硬是从“四人帮”横行霸道的夹缝当中，完成基本建设投资十亿多元，新建了十个三千吨级以上的船坞，扩建、新建了修造船厂、船舶配套厂十四个。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被水运部门的同志称之为“黄金时代”，至今，还闪烁着它的光辉。

　　粟裕同志一贯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爱惜人才。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每个人都清楚记得，是粟裕同志打开了“四人帮”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把他们从湖北阳新干校调回北京，从而挽救了这支濒临解散的工程技术队伍。粟裕同志指出：“知识是没有罪的，干革命没有知识不行。我是个士兵出身的人，尽管几十年来，学习还算努力，但是仍常常感到知识不足，跟不上工作的需要，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我相信，这些同志回到北京后，是能够把他们所掌握的知识，献给国家，献给革命的。”

　　一九七四年，粟裕同志动了大手术后，到广州休养，不顾身体的虚弱，立即过问黄埔港修建情况。在当时正狠批“物质刺激”的狂风恶浪之下，粟裕同志批准给远洋船员增加生活补贴，重新确定船员出国费用，建立船员制服发放制度，还坚持按周总理指示在黄埔港试行计件工资制。所有这一切正大光明的行动，人们都铭记在心，无法忘怀！

　　我清楚地记得，当“四人帮”又刮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妖风时，粟裕同志曾鼓励我说：“这些人又在干坏事了！不要怕，为革命工作就要大胆好好干。要打倒，我们一起打倒！”这是何等无畏的英雄气概，这是多么坚定的革命精神！粟裕同志呵，我的良师，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将继承您的未竟事业，为党为人民奉献我所有的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