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著名的开国大将和军队政治工作领导人。他文韬武略，运筹帷幄，为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为部队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建树了不朽的功绩。他历尽艰险、屡经坎坷，是百折不挠、鞠躬尽瘁的光辉典范。无论是黄老处于顺境还是逆境的时候，笔者都同他有过多次接触，其谆谆教诲使我终身受益。在他百年华诞到来之际，谨以此文表达我的深切缅怀之情。

　　考察红军改编动态，恢复政治委员制度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同年8月，红军三大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5日，八路军115师首战告捷，取得平型关战役的伟大胜利，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1000余人，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平型关大捷后，115师撤到五台山地区进行休整。此时，驻在五台县东茹村的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派黄克诚到115师部队，检查政治工作落实情况。

　　黄克诚此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随即深入到115师师部和所属两个团，同师首长和团营连干部战士多次座谈，共同探讨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新形势下，执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新任务，如何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等问题。经过半个月的调查研究，黄克诚发现红军虽然改编不久，又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胜利，但部队作风却起了很大变化，军阀习气开始滋长蔓延。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红军改编时，受国民党的干涉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被显著削弱所致。黄克诚同聂荣臻等师首长商量时，提出为加强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建议恢复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机关制度，并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聂荣臻等一致赞同。黄克诚这一建议同当时军委、总政领导的想法相吻合。他很快返回总政治部驻地，向任弼时主任作了汇报。任弼时当即指示黄克诚，将到部队检查了解到的情况和建议，起草一份电报上报中央。黄克诚很快写成报告送任弼时审阅后，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名义报告中央。电报建议部队保持党代表制，并提出了具体设想：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并争取党代表名义的公开；旅设政治处：各营独立行动时，可临时派遣营党代表，并由团政治处分配一部分工作人员，在营党代表或教导员指挥之下，进行政治工作；师政训处改为政治部，连仍为指导员；军政委员会书记如不是党代表兼任，则党代表应任副书记职。（参见《中央军委关于决死队文电指示选编》）报告发出三天后，毛泽东、张闻天代表党中央很快给朱、彭、任发来回电，指出：“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在批准朱、彭、任的报告后，党中央当即任命聂荣臻为115师政治委员，关向应为120师政治委员，张浩为129师政治委员。部队的政训处都改为政治部。

　　总结皖南事变教训，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坚持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就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据此，党中央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之日起，就反复强调指出：“在原有红军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1937年9月25日）要保证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独立的绝对的领导权。要理直气壮地宣告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就是共产党的工作。要坚持党领导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1939年2月通过的《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未能正面宣传共产党的领导，宣传共产党的理论、纲领、策略和口号，致使新四军的政治工作蒙受损失，并成为皖南事变失败的原因之一。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我党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从1941年5月至1942年1月，刘少奇先后主持“皖南事变问题高干会议”、新四军军分会会议、华中局扩大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系统地总结了皖南事变的惨痛教训。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委托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作政治工作报告。据黄老自述：“记得我在那次的报告中，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讲了目前军事建设中的部队政治工作、根据地政治工作、友军政治工作和敌伪军政治工作四个问题。”他说，“后来，华中局把我的这个报告作为华中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据’，发表在《真理》1942年第8期上。”（《黄克诚自述》第176一177页）黄克诚在《目前军事建设中的部队政治工作》中明确指出：“军事建设的任务也是政治工作的任务：政治工作建设又是军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军事建设任务的完成，更必须依靠政治工作的保证，则政治工作应当担负起这个重大责任来，保证军事建设中的政治工作建设和全部军事建设任务的彻底完成”；目前部队政治工作建设的中心方向与具体内容应该是：“要巩固党的绝对领导，第一，要巩固提高政治委员制度及其威信：第二，就须加强党的组织工作，把军队中的党建设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成为保证一切任务完成的武器；第三，要加强锄奸工作，保卫党的领导”；“政治机关的编制组织上，应当健全起来”；“必须培养政治干部的能力，加强其党性锻炼，加强其战斗锻炼，使每个政治工作人员能胜任自己的职责，并在党性、工作、生活、战斗各方面，成为全体军人的表率”。
　　黄克诚的这个政治工作报告，既系统地总结了皖南事变中新四军蒙受重大损失的沉痛教训，又愤怒声讨了蒋介石围攻新四军和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同时批评了新四军中少数人的右倾思想，并采取“史”、“论”结合的科学方法，深刻地阐明了党领导军队的必要性和政治委员制度的权威性，起到了端正新四军、八路军政治工作方向的重大作用。

　　抵制照搬苏军“一长制”，倡建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建国初期，部队在学习苏军经验中，一度出现了削弱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严重情况。有些人认为，既然以苏军为榜样，就要无条件无保留地学习苏军，特别要学习苏军的“单一首长制”。说什么“马列主义上不了天”（不能飞行），“政治工作不能开坦克”，“过去是打政治，现在是打技术”，等等。针对党委集体领导和政治工作被削弱，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受到限制，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紧张，训练、管理、教育松懈，不良倾向滋长等方面的问题，1952年2月，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其他同志向毛主席作了报告。1953年夏天，彭德怀、黄克诚正集中精力准备军事系统党的高干会议，共同思考如何解决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问题。9月中旬，彭、黄一致认为在领导制度方面，从历史变迁和优劣得失上看，集体智慧和个人负责都必不可少。党委制、政委制和首长制，要把这些优点综合起来继续保持下去。黄克诚明确提出：“应该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彭德怀赞赏地说：“措词准确，很好！

　　9月19日，彭德怀在听取东北军区周桓副政委汇报工作时，根据他和黄克城商定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我军的领导制度，应当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军事工作由军事首长负责，政治工作由政治首长负责。9月间，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根据彭德怀的指示，着手起草发各大单位党委的讨论提纲明确提出：目前我军同时存在的党委制、政委制和单一首长制，应根据我军的历史传统、建军经验及目前的具体条件，明确规定为“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10月5日，彭德怀写信请毛泽东审批提纲。当天毛泽东批示“照办”，从而肯定和批准了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几十年后，黄老回忆这一段争论时说：“毛主席号召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我们没有学习苏联的“一长制’”。又说：冲央军委于1953年9月，正式确定我军的领导体制为：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1958年5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说：苏联那一套大都为了巩固‘一长制’，我们虽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没有抄袭他们的‘一长制’，但还是有些东西照搬了，所以要严肃批判教条主义’，维护军队的优良传统，否则老干部死后，可能会像匈牙利那样出问题。”“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开始担心我军领导出问题。”（《黄克诚自述》第245、246、247页）邓小平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黄克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军队实行何种领导制度的那场事关重大的争论中，坚定不移地抵制照搬苏军的“单一首长制”，提出“在党委集体领导下首长分工负责制”的正确观点，对于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巩固党对我军的绝对领导，又一次作出了重大贡献。

　　总之，黄克诚同志在几次历史转折关头，对于来自内部和外部削弱、取消政治工作的错误思想，总是以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革命信念的坚定，以特有的政治敏感和革命胆略，挺身而出，拨乱反正，为巩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工作制度，同错误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黄克诚同志1977年任军委顾问后，仍然多次建议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建议建立干部退休制，实行干部队伍年轻化，解决机关臃肿问题等。今天，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正进行伟大的历史性创新，回首黄克诚同志为革命作出的贡献，更加觉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