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2009-09-23 00:00
张云逸(1892—1974),原名张运镒,又名张胜之。广东省文昌县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国战争。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旅长、师参谋长。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广州、香港做党的秘密工作。一九二九年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会,红军总司令部作战部部长,中央纵队先遣队司令员,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局第二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
一、陈赓“逮捕”张云逸
1928年8月的一个深夜。上海新闸路一栋小楼上,两位中年男子正用广东话低声交谈。
“胜之兄,由于国内局势突变,中央决定要你放弃去苏联学习的机会,另行安排去处。”说这话是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
被称为“胜之兄”的男子眉头一动,说:“眼下革命处于低潮,党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好,现在周恩来同志要求我们到各地组织军事斗争,准备东山再起。”
“此着甚合我意。连日来东躲西藏,隐姓埋名,我早就不甘受此屈辱了。”
停了一会儿,“胜之兄”问道:“党准备派我到哪里去?”
“广西” “广西?”,“胜之兄”略有迟疑,因为他曾栽在桂系军阀手中。但作为共产党员,他知道命令就是一切。“我服从命令,我一定尽快赶到广西去。”
“胜之兄”回到寓所,订好船票,准备出发。“天有不测风云”,在他即将动身之际,四名警察突然闯进了“胜之兄”的住处,不由分说,扯下了他的长袍马褂,给他换上了一套西服,并且还在头上安了一个假发。
“你们这是干什么?”“胜之兄”大怒。
“从现在起,你就是毒品贩子!”警察头目笑着说。
“放肆,我是正经生意人,哪有什么毒品,放开我!”
“正经生意人?”警察头目冷笑一声,下令一名警察打开“胜之兄”的皮箱,打开之后,“胜之兄”目瞪口呆。皮箱里面真有十几袋“白面”。
“你们这是栽赃陷害!”“胜之兄”大叫。
“带走!”
刚走出公寓,又有一伙人拦住了去路。“干什么的?”
“抓住一个贩毒的。”警察头目洋洋得意地说。
“等一下,我们要检查!”那伙人强硬地说。
“胜之兄”一看这阵势,伸冤的机会来了,大喊起来:“我不是毒品贩子,放开……”话音未落,一只手帕塞进他的嘴里。警察头目又扬起一只巴掌,照“胜之兄”脸上劈了下来。又把眼睛一瞪,向拦路的便衣喝道:“执行你们的任务去,看什么热闹?小心放跑了狐狸。”
便衣们一看这架势,便不再纠缠,各回各位,继续守株待兔。
警察把“胜之兄”押上车,警察头目望着他,戏谑地笑道:“怎么样,生意还好吧?”
“胜之兄”已被扯掉手帕,他似乎觉得有什么蹊跷,“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贩毒,自然要把你押到警察局了。”
“我不是毒品贩子。”
“哼”,警察头目打开了“胜之兄”的箱子。“胜之兄”紧张起来。当警察头目拿出一叠文件时,他大叫一声,欲扑过去,无奈被反绑,动弹不得。
“哈哈,本来只想发点小财,没想到抓个共产党,大名鼎鼎的张云逸。兄弟们,发财了!”
张云逸现在只有后悔的份了。
过了一会儿,车停了下来。张云逸被反绑着押下了车。他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
“报告局长,犯人押到!”警察头目笑哈哈地说。
“怎么搞的,还扭着双手?”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张云逸抬起头,天哪!这不是周恩来吗?
“云逸同志,委屈你了。”周恩来快步迎了上来,又扭头向警察头目训了一句:“你这个陈赓,什么时候还开玩笑!”
陈赓则哈哈大笑:“我这场戏演得好啊!”扑上来,一把抱住张云逸:“张大哥,小弟失礼了。”
张云逸恍然大悟,一拳打过去:“你呀,真会装神弄鬼,也不怕我跟你拚命?”
“我要不这样,你会这么配合吗?我虽然打了你,我们还可以在一起笑,要是你也被活捉,谁也笑不起来了。”
原来党内出了叛徒,好几名同志已经被捕,杨殷同志也包括在内。如果不是陈赓演那场戏,张云逸说不定也早被门口那四个便衣抓了起来。
而如果不是陈赓这场戏,后来的百色起义,也会少了一色。
二、审时度事打不过就撤
1930年11月,张云逸率领红七军,根据中央交给的任务,准备攻打宜山县的庆远镇,尔后之取柳州。因庆远守敌防守严密,部队改道向天河、罗城方向前进,当我军行至天河与罗城之间的四把时,突然与敌遭遇。原来,广西军阀白崇禧已发现我军企图,亲自带领2个主力师前来围追堵截,并以2个团的兵力据守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的四把。敌人拼死把守关口,以猛烈的火力封锁我军。我军与敌激战4个昼夜,在消耗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后,张云逸得知敌主力正向我右侧迂回,战局将要发生逆转,如果继续恋战,后果不堪设想。他当机立断,决定连夜撤出战斗,向龙岸、三防迂回前进,从而使敌包抄计划全部落空。
我军转移攻击方向后,直取长安镇,在这里又与敌激战4天,歼敌大批。张云逸闻报敌正在向我两翼迂回,援军急驰而来,而我军连日竞战,疲惫不堪,战斗僵持下去,对我不利。他又一次改变计划,放弃了攻城,指挥部队迅速转移,使敌人的计划又一次落空,从而保存了我军力量。正如他在战后总结这两次战斗时所说的:“四把和长安这两次战斗不等于是敌人的胜利,我们的主动撤离,是为了保存实力,为了今后的胜利......”
又如,1930年10月,张云逸率领红七军在袭击武岗的战斗中,由于城墙太高,我军缺乏攻城器材,敌人凭借有利的地形顽强死守,连日攻城不下。战至第六天,守城之敌得到飞机的火力支援,湖南军阀又急派8个团的兵力赶来驰援,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张云逸根据这种客观形势,决定立即放弃攻城计划,带领红军向安全地区转移,迅速撤出了战斗,甩开了敌人,使我军转危为安。
三、一曲空城计拖住数千顽军
1940年3月7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策动驻皖桂系顽军5000多人,分3路围攻皖东津浦路西定远县大桥镇。其中皖北行署主任颜仁毅率3000多人由北而来,皖东专员李本一率2000多人从南而来,定远县县长吴子长率五六百人自西而来,妄图一举消灭驻大桥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第五支队司令部及后方机关。由于顽军行动诡秘,沿途封锁消息,当新四军发现时,颜仁毅的先头部队已迫近池河西,距江北指挥部仅一水之隔了。
而此时新四军的兵力几乎全上了前线,驻大桥部队除1个特务营外,剩下的全是老弱病残者,情况十分危急。大敌当前,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的张云逸临危不惧,从容调兵遣将,部署反“摩擦”。他首先果断命令离大桥较近的第四支队第十四团火速从红心铺驰援大桥,命令特务营迅速占领池河东岸的有利地形,准备坚守待援。宛如诸葛亮弹琴退仲达一样,张云逸也从容不迫地安排了一曲空城计。
第二天一早,乌云布满东边的天空,直到10点,太阳才从乌云里露出脸来,池河水面上洒了一条条暗淡的光环。颜仁毅率十二游击纵队一千多人马,气势汹汹来到池河西岸。可是,池河边,却呈现出这样的场面:
成百上千的群众,手举彩色三角小纸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群众高呼口号:“欢迎国民党部队抗日!”“欢迎颜主任抗日!”“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四野,震荡着池河上空。
颜仁毅进攻前,估计到战况的激烈,甚至估计到失败,可万万没有估计到这个场面,不觉愕然,在民众面前涨红了脸,羞愧难言,一时不知所措。这些群众手提茶水、香烟来到颜仁毅部队,倒水递烟,说着没完没了的话,千方百计地磨蹭时间,拖住了这股敌人,从而为新四军主力的到来争取了集结兵力的时间。
这一“军”,将颜仁毅“将”得动弹不得,在池河西岸逗留了半日。
四、“江青算个什么东西!”——文革二、三事
“文革”中,张云逸将军大义凛然,刚直不阿。在那场空前的浩劫中,他几度受到冲击。当大字报铺天盖地时,他心境仍能平静,因为他对自己一生是怎样走过来的有着“谱”。但是,面对老战友一个个被揪斗,他心中掀起了狂澜。一天,造反派闯入他家。一个头头拿出一份张将军的一次讲话稿,说是和刘少奇、邓小平一个“腔调”,勒令“交代”与刘邓在历史上的黑关系。张云逸义正辞严地驳斥道:“黑关系,什么黑关系?!皖南事变后,刘少奇是新四军政委,我是副军长,他和我一起领导新四军抗战,你们说,他和我是什么关系?这种已经写进历史的关系,我还能划得清吗?”造反派们张口结舌,无语可答。
“说到邓小平,他代表党中央,到广西和我一起组织策划,成功地发动了百色起义,他和我的这种历史关系,我也无法划清吧?”造反派理屈词穷,只好悻悻地离开张云逸家。
在造反派闹哄哄地搞“围困中南海”的日子里,张云逸将军在散步到护城河旁,望着对岸故宫那高墙内的红砖黄瓦,听着从中南海方向广播喇叭里传来的歇斯底里的“打倒刘少奇!”的叫喊声,将手中的拐杖连连撞击地面,大骂,“丢那妈!乱来,乱来!”妻子韩碧听见后吓了一跳,忙跑去扶他回屋里。韩碧为了张云逸不再受刺激,只好和丛秘书商量,尽量对他封锁消息。张云逸知道后,吩咐孙儿孙女们到王府井给他买来各种各样的小报。看了小报,他又总是阴沉着脸,唉声叹气。韩碧发现,又给他断了小报的来源,他虽嘟嘟囔囔的,但也只好接受。
1969年初,林彪一伙为了整倒徐海东大将,不让他出席党的“九大”。而经毛主席紧急提议,徐海东还是出席了开幕式,并当选为中央委员。有一天,张云逸将军刚坐下来吃饭,就有一伙人闯进家里,要他揭发交代徐海东在新四军与他共事时反毛主席的罪行。张云逸开始还一声不吭,但最后终于按捺不住将筷子一拍,站起来吼道:“你们懂个屁!”他看到一些大字报,气愤地说:“胡说八道!天下都是你们打的!”还对身边的人说:“江青算个什么东西,到处讲话发指示,在延安我就看她不成才,不成器,不是个东西。”“陈伯达从没带兵打过仗,写文章还可以,当中央领导人不合适。”“黄永胜到了北京就变了,与林彪搞到了一起,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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