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的建立与发展，凝结了几代共产党人的心血。刘少奇就是这些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他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贡献，与历史同在。本文择其二题，献给他的百年。

　　一

　　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注重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领导人之一。有关他这一方面的思想，集中体现在1949年4～5月视察天津时的讲话，《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和1951年7月所作的《春藕斋讲话》等文献中。下面这段话比较明确地表述了他的思想。他说：“以后中国革命斗争的中心在城市，任务就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资本家是要剥削工人的，但是他的剥削方式是资本主义的，不是封建主义的，今天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要发展，等到将来发展到生产过剩，再限制，让它过渡到社会主义去。”[1]

　　刘少奇上述思想展开于1949年前后这样一个时期，不是偶然的。它说明，在一个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所面对的任务，不仅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见有差别，而且往往也会与自身的想法发生矛盾。例如，夺取政权后的无产阶级不仅不立即停止资本家的剥削，而且还要利用它，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中就没有现成答案。因为导师们设想，无产阶级剥夺剥夺者后，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立即实行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而对我们自己说来，强调利用资本家的剥削来稳定局势，发展生产，也确是有点出乎意料。因为剥削原本意味着罪恶。

　　从《新民主主义论》到《论联合政府》再到《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人曾经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比较科学地预见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革命转变之后，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以及无产阶级的任务。这是一个完备的、具有新鲜意义的理论体系，也可称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2]在这个理论中，便包括着“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3]的口号。

　　然而，在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间，往往存在矛盾。作为共产党人，作为在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冲杀出来的革命者，人们在夺取政权后最先考虑的，可能是革命转变的性质，以及由此而决定，什么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谁是新政权的敌人等等。其次，夺取了政权的人们，希望比较快速地实现自己的理想，看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出现，而忽略了这个已经胜利的革命，是在一个经济特别落后的社会里完成的。这些情况，包括某种突发的、带有敌我矛盾性质的“意外”，都可能影响到人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夺取政权后的首要工作，是立即用政权来保护和发展生产。

　　无疑，刘少奇对未来社会基本矛盾的看法，同中共中央是一致的。他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和同年10月间对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修改中，都强调：“这种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在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因为这句话是加在张闻天报告上的，毛泽东特别表示了赞赏。[4]

　　但是，当人们真正接触到落后社会的革命转变和过渡时，便发现问题要复杂得多。其中最直接的，就是社会经济可能因政治的剧烈变动而下滑。而从发展看，无产阶级若没有经济实力，它就不可能巩固政权，也无法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人们不仅需要现成的理论，更需要面对现实的新创造。

　　根据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提供的材料，1948年9月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虽然提出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是基本矛盾的观点，[4]但其讲话的中心思想，仍在于强调民主革命胜利后，还不能马上直接采取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如他说：“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是要不得的。”“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5]刘少奇的主要根据是，在中国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条件下，客观上还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来发展经济。他说，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现实中还占着较大的比重，“在目前整个国民经济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适当发展，对于国民经济也是有利的”。当然最鲜明的是天津讲话，“今天中国不是资本家太多，太发展了，而是太少，太不发展”。“其它国家的资本主义都发达了几百年了，而我们才只几十年，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6]对资本主义如果过早消灭了，“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他请来的”。[7]

　　我认为，对于刘少奇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和他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的研究，这是最为重要的地方。即，他一方面理所当然地承认甚至首先提出整个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同时，他又看到和特别坚持在这个过渡时期中，革命政权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不是急于剥夺资产阶级；坚持这个时期就该长一些，稳定一些，相应制度应该“巩固”。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只有列宁提出过几乎同样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个大理论，兹不详述。但苏联十月革命后的一件事情，却与我们的研究有关。

　　这件事发生在“新经济政策”已经提出的时候。1923年初，列宁在翻阅俄国政论家尼·苏汉诺夫论革命的札记时，发现当时苏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对十月革命的看法，是从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出发，却在实质上否定着革命合理性。苏汉诺夫们的基本论据就是，俄国“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因此十月革命“不够格”。于是在思想领域，便发生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俄国革命客观经济前提之间的认识差距问题。俄国经济落后，它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这是事实。但是，列宁说，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派们忘记了，“既然特殊的环境把俄国卷入了……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8]

　　请注意列宁最后一句话。它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在落后国家革命已不可免的时候，否定革命是没有意义的。但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首要任务，则不能不因为社会生产力的落后性，而立即用革命政权保护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去“创造发展文明条件”。这是列宁对落后国家发生革命及其革命后无产阶级的任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之间差别的最强有力解释。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其中的道理应该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革命是在更落后的条件下发生的，它要成功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就不能不首先奠定这个过渡所需要的客观经济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更易于理解刘少奇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关于利用资本家的剥削来发展现存的十分落后的经济，使新民主主义制度尽量得以巩固的思想所包含的深刻含义。或者，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刘少奇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便立即发现和提出的问题和观点，与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是相通的，思路也更接近？在我看来，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刘少奇建国前后的大量言谈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这样的思路：“我们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这种过渡所需要的时间，将比东欧、中欧各人民民主国家长得多。”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应该是，“除开那些投机操纵的经营及有害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经营而外，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以便逐步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过渡，是要经过长期的激烈的艰苦的斗争过程的，这就是列宁在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所说的‘谁战胜谁’的问题。”[9]如果说，列宁在阐释新经济政策中资本主义的功用时，还没有使用更明确的语言来表达的话，那么刘少奇的话却带有了更鲜明的肯定：在现实的条件下，资本家剥削“有功”。

　　但是，“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观点，未能被全党接受。它为“过渡时期，就是很剧烈很深刻的变动”的意见所否定。刘少奇自己也改变了原有的观点。[10]这是历史，谁也无法再修改了。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其中一个教训：中国缺少了应该稳固迈出的那一步。它不仅给后面的发展带来严重困难，而且使我们失去了一次正确把握革命转变理论和认识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机会。这的确是个历史遗憾。

　　尽管如此，刘少奇“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思想，他关于不消灭资本主义而利用它迅速发展生产的思想，仍是具有当代的光辉的。因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思想，提供给我们第一位的观念，是将发展社会生产力置于全部社会变革的中心地位。它的实质并不在于讨论和设计现存的所有制、生产关系，而在于强调，在中国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当实现了革命转变之后，根本性的工作必须是尽快发展生产，“填补”客观存在的“社会缺陷”。

　　如同列宁那样，刘少奇看到了，在革命政权之下，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不可怕。因为，“政府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人生产，这是公私兼顾。也许私营生产会超过公营的，但政府并不怕。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生产，并不反对哪样生产发展得多。”[11]写到这里，我们应该引用邓小平当时讲过的话。他说：“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12]这个评判，至今仍然公允。

　　在文化大革命中流落出来的材料里，人们发现，至少在60年代中期，刘少奇又重新提起过列宁《论我国革命》中的观点。他认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原本的想法是，首先应该努力发展生产力，当生产力发展到足够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再过渡。但列宁去世后，苏联没有按列宁原来的意见，先发展生产力，而是急于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结果并没有提高生产力，反而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慢。刘少奇重新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已经是“大跃进”遭到大挫折之后。历史再次证明他原来某些思想的正确性。作为佐证，我们在考察刘少奇60年代的历史活动时，的确可以发现，尽管他“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说法和天津讲话所表达的意图被否定了，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思考。在“大跃进”失败后对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中；在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发现合作化以来遗留的严重问题，并极力主张采取一切适当形式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的问题上；甚至在实行工业托拉斯的建议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刘少奇将生产力的发展视作社会主义存在的第一性的思想。当然更包括他在确定八大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过程中的作用。应该说，这都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1951年7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藕斋向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作题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的报告。报告阐述了他对中国如何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设想。其中他明确讲到这样一个观点：“在建设时期，除必要的国防外，一切工作和其他建设均配合经济建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3]而在两年前，他还以极其肯定的语调讲过同样的话：“在国内，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使中国工业化。”[14]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我们今天不能不为老一代革命家的睿智和深刻折服。显然，他们当时所说，正是我们今天所做，并将在未来始终坚持的。

　　二

　　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有特殊的艰难。艰难大抵来自人们所面对的社会经济状况，同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预言存在着巨大差别。在中国，人们尤其要面对这样的国情：自秦汉以来稳固形成的封建小农经济占整个社会的极大比重。这种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仅决定了中国的落后性，而且造就了它特殊的思想传统和观念体系，而这同产生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资本主义发展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不同源和格格不入的。因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处理农民问题，便成为极其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刘少奇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思想，是突出而有价值的。

　　“中国还是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15]对于中国国情的这种认识，应该说，并不是刘少奇独有的。毛泽东有这样的论述。党内文献也多有类似的说法。[16]通过供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将广大而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在我们党内以刘少奇最为突出，但在思想渊源上仍可看到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影响。[17]刘少奇在处理农民问题和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最闪光的东西，是他对农业社会主义的警惕和批判，以及在中国农村所有制关系变更中所坚持的唯物主义思想原则。

　　刘少奇1951年7月5日于山西省委报告上的批语这样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的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18]据薄一波书中所提供的材料，刘少奇还分别在5月7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7月5日春藕斋讲话中，就山西省反映的问题，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无例外地都使用了“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幻想”的说法，[19]这说明，在对党内出现的急于否定小私有的思想批判中，刘少奇把否定“农业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主要的武器。而从他没有事先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即对山西提出批评的做法看，[20]他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苗头是有高度警惕的，同时对自己的看法也有非常大的把握。

　　然而毛泽东没有支持刘少奇的看法。他认为，对《把老区互助组织再提高一步》的批评，违反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于是他倡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并着手起草《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是年底，组织起来的农户，老区已占65％以上，新区占25％左右，全国各地成立了400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创办了十几个集体农庄（即高级社）。[21]

　　在毛泽东看来，保护获得土地的农民的某些自发行为（事实上是获得生产资料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是保护私有倾向，甚至是保护私有制度，从而否定了过渡时期党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以及既定的工作方针；而在刘少奇看来，在原本生产力极端落后的状态下，获得生产资料的农民刚刚有了某种积极性，便加以限制，企图以平均财产的办法，解决所谓分化和不公平问题，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主义行为，必须予以反对。两相比较，不难发现，前者主要从社会制度、阶级关系看问题，而后者着重于经济，以是否对经济发展有益为最后标准。

　　在落后国家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之前，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而以苏联最具典范意义。1919年，当列宁决定实行“退却”式的“新经济政策”时，他估计，在苏联，要使全体居民个个做到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22]列宁之所以彻底改变他原来的想法，是因为现实教育了他：“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法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做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23]

　　列宁的结论其实很简单：（1）用外力强迫小农走向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2）只有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才能变更生产关系。可惜，后人未深刻理解他的结论。斯大林的集体化，不仅使用强迫手段，还剥夺了一大批勤劳致富的农民。[24]在中国，合作化运动中也出现了“过急”、“过快”的错误。这错误的根源之一，就是小农平均主义的影响。

　　还在反对解放区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时，刘少奇就对未来小农所有制改造问题有了深入的想法。他说：“必须了解，无产阶级在领导农民起来消灭封建制度的时候，用一种直接的革命方法即行政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但要在经济上去领导农民、小生产者，要使千千万万的农民、小生产者依照无产阶级的计划去进行生产，并在将来要使他们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采用这种行政手段，将是完全不中用的，而且是很危险的。无产阶级必须采用农民、小生产者所能接受的经济上的办法，才能在经济上组织与领导农民、小生产者。”[25]这里，所谓小生产者能接受的办法，就是组织合作社，而不是立即触动私有制。

　　不立即触动私有制，意味着允许小生产者在一个稳定的时期内，发展生产，“发家致富”，直到不改变生产关系便不能继续给予生产发展以动力的时候，再来考虑变更生产关系（当然变更生产关系还有其他条件，如工业的发展足以武装农业大生产等等）。无疑这认识是唯物的，也是列宁式的。但在中国，它却往往遇到小农意识的顽强抵抗。

　　既然是从维护小农致富，进而满足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出发，为什么还会受到来自小农意识的抵抗呢？

　　刘少奇认为，根源在于小农或小资产阶级意识中的“平均主义”倾向。[26]原来，作为私有者，小生产者并不希望被人无偿剥夺。但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他们却是以平均主义为取向的。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小生产者不可能关心到发展生产对整个社会进步的意义。他们努力维持简单再生产，并对身边的变化非常敏感。对于新制度带来的财产平等，他们热情拥护，在愿望中固守着这种平等的永恒。而对由于发展生产必然引起的收入的多与寡，经济地位的上与下，却怀有天生的恐惧。他们的大多数情愿用拉平别人财富而不是努力发展自身的办法，去阻止“可怕”的“不均等”的降临。这就是他们期待于社会主义的。

　　农民小生产意识的广大、深厚，在中国的条件下并不奇怪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作为执政党的党员、干部丧失对它的警惕，缺乏对它的批判。当我们不自觉地同情了小生产者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恐惧”，并进而准备满足他们的“平均”愿望时，那就把自己的努力变成了空想。

　　这就是为什么刘少奇在山西省委的报告中刚一发现某种不健康的苗头，便立刻严肃指出的原因。当土地改革刚刚完成，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开始高涨的时候，由于“惧怕”根据并不充足的分化现象，[27]就急于组织集体性质的农业合作社，这样做的结果，形式上把个体经济变成了集体经济，但实质上却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这应该是刘少奇写批语的思路。他明显感觉到，早在40年代末就批判过的农业社会主义，又故态复萌。

　　刘少奇坚决主张先不触动私有，而允许它发展，并不等于永远维持小农私有制。在刘少奇看来，采用供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的形式，避免农民在流通环节受到剥削，从而能比较快地提高农业生产力，使之达到一定水平，再逐渐把他们组织起来，向集体化过渡，是最合理的方法。他认为，这步骤应该是，运用合作社“保护社员利益，免受商人剥削，并可提高生产力，节省劳动力，增加小生产者的财富。”“为将来组织集体农场及社会主义的经济准备有利的条件。”[28]其后，他又认为，没有机械化，就没有合作化。“离开城市工人阶级、强大国有工业，不能有农业集体化。单纯依靠农民来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思想是错误的，是幻想。”[29]可见，这一系列的想法都是以促进小农经济发展，在一定条件成熟后，再实行过渡为基点的。刘少奇曾特别指出：“解决两极分化的办法很多。有了供给制，对于特别困难的人，有了一点社会保险，不会那样穷。”但“要有点差别，有的人好一点，有的人困难一点。大家扯平，都一样，这不利。平均主义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30]应该承认，这段话至今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人最现代的意识。

　　1955年主观主义地加快农业合作化的进程；1958年开始大办人民公社。这不仅意味着社会生产的大破坏，更说明人们思想意识的非科学性。在这种掺杂了浓厚小生产意识的空想社会主义追求中，一个几乎必然的做法，便是人为地“拔高”所有制水平，纯化生产关系，甚至出现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荒唐。这一切，应该是农业社会主义未能得以清算的结果。

　　不仅如此，对空想的追求，还导致了政治上的严重后果。如胡乔木所说，由于长期追求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即平均主义、自给自足、不断发动群众运动和不断革命，从而使“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31]。我们正是在这种“一变”、“再变”之中，看到了日趋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看到了一次又一次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毁坏。当然，最早批判农业社会主义的刘少奇，在这种“斗争的洪流”中是难以身免的。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32]这一对社会主义的新概括，彻底划清了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尽管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还未出现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还无法了解这种在理论上更接近于马克思所预言的革命将要采取的形态，和它在完成革命转变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中所遇到的问题。但已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在欠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转变过程中一定要碰到的矛盾。而在历史挫折中发现和理解这个矛盾，并终于找出解决矛盾的办法，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进步。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刘少奇对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虽历久却越见其价值。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不为这个批判被否定之后，全党从此将批评“平均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当成“思想禁区”[33]而惋惜。的确，“历史的发展根本上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34]，这样一个普通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是在长久的砺炼之后，才愈加显示了它的魅力。我们不能说，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今天已经有了穷尽性的领悟；但是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最基本原理、甚至是最朴素的观点方面，我们的确在认知上有了新的升华。

　　[作者李向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注释：

　　[1]《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

　　[2]于光远：《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4][5]《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64、161页。

　　[6]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

　　[7]《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01页。

　　[8]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8页。

　　[9]《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10]《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16页。

　　[11]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65～66页

　　[12][13][14]《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04、204、205～206页。

　　[15]《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206页。

　　[16]《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17]参见《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0页。

　　[18]见《论合作社》，《列宁选集》第4卷，第768页。

　　[19]《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83页。[5]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88～189页。

　　[20][21]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05、194页。

　　[22]《论合作社》，《列宁选集》第4卷，第770页。

　　[23]《十月革命四周年》，《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

　　[24]参见John Kenneth Galbraith and Stanislav Menshikov.Capitalism，Communism and Coexis- tence，Houghton Mifflin Company·Boston 1988版，第14页。

　　[25][26]《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64、211页。

　　[27]对山西农村所谓“分化”问题，已有充分材料证明，是不符合实际的。见杜润生：《是非归功，自有历史评说》，《回忆邓子恢》，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5～56页。

　　[28][29][30]《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67～168、284、513页。

　　[31]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

　　[32]《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33]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6页。

　　[34]胡乔木语。见徐水军：《胡乔木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党的文献》1996年第6期。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