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中国的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三点重要评价：

　　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第三个朋友

　　1949年4月，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来到天津，专门做恢复城市生产的工作。他对工人群众说：工人阶级只依靠自己，不找朋友，不找同盟军，能不能战胜敌人，使革命胜利？那是不能够的。他强调说：“农民是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朋友，第一个同盟军。但是只有一个朋友吗？还有的，小资产阶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二个朋友。而民族资产阶级是敌人还是朋友呢？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是第三个朋友。”①

　　刘少奇为什么极力强调民族资产阶级是朋友呢？一是，因为当时共产党进城以后，最重要的事，莫过于让城市运转起来，让城市活起来。一句话，让工厂开工，让商店开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城市市民就无法生活，共产党就无法在城市里面站住脚。

　　早在1948年12月，刘少奇在华北财经会议上就曾说过：“为什么不早消灭资产阶级呢？困难很多。消灭了以后怎么样？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回来。”②因为当时中国人民的痛苦决不只在于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剥削，更重要的在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在中国决不可以过早地消灭现时还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在天津，刘少奇在职工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说：资本主义经济在历史上还有一定的进步性，它比小农、小手工业经济都进步。“今天中国不是资本家太多，太发展了，而是太少了，太不发展。因为资本主义不发展，工人才痛苦。”③私营企业开不了工，直接受损害的是工人群众。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好处多，坏处少。从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眼光利益出发，都应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向工人群众说清楚民族资产阶级是朋友，有利于缓和当时的紧张的劳资矛盾，有利于恢复生产。

　　二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经济的80％是落后的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经济，只有20％左右的资本主义经济。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具有革命性、进步性。就中国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来说，二者之间的共同性大于对立性，三座大山不仅压在工人阶级身上，同时也压在民族资产阶级的身上，推翻三座大山是当时中国各革命阶级的共同任务。中国的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样的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是同盟军，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朋友。

　　三是，刘少奇还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发展生产力，把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把消费的城市转变成生产的城市，民族资产阶级在其中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刘少奇指出：私营资本主义企业，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是很重要的，今天没有他们还不行。想立即消灭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不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生产的发展对社会有利，如果破坏了对我们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不利，相反地还会减低城市的生产，与我们的基本方针不合，在政治上就帮助了反革命。”刘少奇还提出，工商业者中的许多人是富有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的，他们是国家的一笔宝贵财富。他们中“有些人是很能够做事的，精明干练、懂技术的人不少，他们的管理能力甚至超过我们的同志。”④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高度上来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工人阶级的朋友。

　　1986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海内外的荣氏亲属时说：“从历史上讲，你们荣家在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上是有功的，对中华民族做出了贡献。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至于资本主义的消极因素那是另外一回事。”话是针对荣氏家族说的，实质是针对我国海外的民族资产阶级说的。当今的台港澳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不可缺少的朋友。

　　刘少奇1949年提出的看法和邓小平1986年的论述，二者的观点是一致的，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都是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客观的公正的全面的评价。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目的是要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这是包括台港澳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台港澳民族资产阶级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应该大力宣传刘少奇的这个观点。

　　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剥削有进步性

　　把民族资产阶级看成是朋友，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关键是如何看待资本家的剥削。大家都知道，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中曾经提出过“剥削有功论”。话当时是这样说的： 有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事实。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削除之后，资本主义剥削是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恢复和发展生产，除国家之外，还有私人的。国营与私营之间，可能有竞争，但政府的方针是使国营和私营合作配合。既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要采取限制政策，以避免旧的资本主义前途，公私兼顾是限制，劳资两利也是限制。⑤ 新中国成立后，推翻了剥削制度这是事实。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剥削现象又出现了这也是事实。问题是我们既要实事求事承认剥削的存在，正视剥削现象的存在，又要对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下存在的剥削现象给予合理的解释。刘少奇上述的论述是对无产阶级当家作主后存在的剥削现象的一种解释。列宁也曾尝试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得不保留某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解释。他指出：

　　同社会主义相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⑥ 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干蠢事，就是自杀。说它在干蠢事，是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说它在自杀，是因为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⑦

　　刘少奇的解释，列宁的解释，都是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的――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和俄国，资本主义都不发展，都是由封建式的小生产占主体地位，尤其是在中国，小农经济占优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封建式的小生产相比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在那时，如果私人资本主义有若干发展，不但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道理很简单，失业不如有业，发展是硬道理。如果工厂不开工，生产停滞，剥削是没有了，但工人更无法生活，生存便受到了威胁。列宁还从理论上论证了，从小生产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小生产与社会主义之间需要有一个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就是国家能控制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实现生产的工业化、社会化、商品化、现代化，这是有道理的。列宁上述引用的话，实质上是警告俄国党：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社会条件下，如果一个政党试图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就是干蠢事，就是自杀。列宁所说的情况和当时中国的情况是极为相似的。列宁的思想，刘少奇的思想，和当时毛泽东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⑧

　　针对无产阶级政权下存在的剥削现象，刘少奇还对工人解释说：“今天的解放，还只是政治上的解放，还不能不受剥削。”不准剥削，现在还办不到。剥削与被剥削不是资本家和工人愿意不愿意问题，而是由社会发展规律所规定的。因此，“资本家在生产方面有很高的地位”，保护他们，“实际上就是保护生产”。“他们是社会上一个很大的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是很重要的，今天没有他们还不行。”⑨刘少奇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四面八方”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发展经济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哪一个方面都要照顾到就叫全面，如有哪一个方面没有照顾到，就是犯了路线错误。”在“四面八方”里，“私”和“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忽视或否定它，必定会带来严重不良的后果。

　　刘少奇的话，表述得很清楚：现在（指建国初期）不准剥削，还办不到。我们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剥削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将其消灭可以办到，但是，完全彻底地消灭剥削现象，不但建国初期办不到，就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决不可能办到。如果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才能做到彻底消灭剥削现象的话，那么，从我们进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开始起，到人类进人共产主义社会以前，在这么长的历史的时期内，人类社会都是可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并存的时期，都可能是剥削现象由存在逐步走向消灭的历史时期。我们目前以及未来的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对剥削现象逐步地有所限制，使社会基本保持共同富裕，使剥削现象逐步减少，并且一步一步走向消亡，最后走向终结。把将来才能实现的事，硬搬到现在来完成，这只能是一种幻想，只能一种“左”的错误。刘少奇的理论贡献，就在于他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看到这一问题的人，最早正视这种现象的人，“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尽管他的“剥削有功”话说得不尽准确、不尽恰当。

　　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可以和工人阶级一道前进的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性质具有二重性，作为阶级最突出的优点是爱国。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矛盾、相冲突的时候，往往绝大多数的民族资本家选择的是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前途。比如，抗日战争时期大批民族工业的西迁；比如，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高潮的形成，“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外资总额的80％属于华侨华人以及台港澳同胞的资金，或通过他们的关系引进的资金。爱国这个优点海外的民族资本家更为突出，华侨领袖司徒美堂、陈嘉庚等人就是突出的典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它决不是中国革命斗争的对象，而是团结的对象。团结与联合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一道前进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

　　在上述天津那次职工代表大会上，刘少奇曾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斗争的一面，有联合的一面。只斗争不联合或只联合不斗争都是错误的。今天的重点是联合而不是斗争。如果把他们看成敌人，要打倒资本家，是违背工人阶级利益的。刘少奇还特别强调，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是可以一道前进的。

　　邓小平更是相信这一点。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会议代表时说：“对香港的政策，我们承诺了一九九七年以后五十年不变，这是有根据的，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实际上，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所以，这不是信口开河。⑩

　　邓小平这样说的根据就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爱国的阶级。在爱国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能够统一起来。只要和台港澳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爱国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我们的其余的一切分歧都是可以通过民主协商来解决的。（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教研室副教授）

　　注释：

　　①转引自《〈刘少奇选集〉下卷学习研究文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61页

　　②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与私人资本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63页

　　③《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50―351页

　　④《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81～182页

　　⑤转引自《刘少奇谋略》红旗出版社，第17页

　　⑥《列宁全集》第41卷，第21页

　　⑦《列宁全集》第41卷，第210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9页

　　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52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