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常常是临危受命，置身于条件最困难、情况最复杂的斗争前线，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方针，扭转危机，改变敌优我劣的态势，引导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为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分析起来，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他善于审时度势，确定奇谋大略，以智驭敌，以智破敌。

　　一、善于审时，把握时机，驾驭历史机运刘少奇军事谋略思想的逻辑起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党确立了独立自主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八路军主力迅速实现了战略展开。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战场上的溃败，我党仅仅实行山地游击战，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需要。作为北方局的中央代表，刘少奇从形势的变化中预见到华北有全部沦陷的危险，华北抗战的责任将落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身上。他认为，日军虽然能占领华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但各省边区山地及广大的乡村，日军是不能到达或不能经常武装占领的。在这些区域中就应该建立抗日根据地，作为游击队活动的后方”。①

　　因此，游击战将成为华北抗战的主要形式。这个意见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赞同。１９３７年８月３日（平津失守后的第４天），刘少奇提出了“拿起枪来，保卫家乡，保卫华北，坚持敌后抗战”的口号，在平津附近及日军后方，组织与动员民众普遍地开展游击战争。他们拾起国民党军队抛弃的武器，打击日本侵略者，恢复和发展党的各级组织，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刘少奇作出在华北广大乡村建立游击根据地的谋略思想，完全突破了山地和平原的界限，在干部和群众条件方面为以后华北乃至全国的全面抗战作了重要准备。

　　抗战初期，华中有发展游击战争的很好条件。但是，长江局书记王明采取了同北方局相反的方针，因而造成了华中与华北迥然不同的局面。这里没有组织起共产党领导的广大的游击战争；除若干游击区外，没有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发展不大，而且在战略上还处于敌、顽分割包围中，处境维艰。１９３８年冬，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要大力发展华中的方针，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肩负起领导发展华中的重要使命。他一到华中敌后，就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全面了解华中形势和敌、顽、我三角斗争情况。他把中央的指示、华北的经验同华中的实际相结合，作出了“向西防御，向东发展”的谋略。当时有人认为，游击战争要以山地作依托，应该向西发展，使豫皖苏边区成为华中的堡垒，以便西入伏牛山，南进大别山。对此，刘少奇耐心地解释说：豫皖苏边区和皖东都是面敌背顽，伏牛山、大别山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山地，而不是敌后山地，向西发展，全国政治所不许。而苏北地域辽阔，全属敌后，北靠山东，可同八路军互相策应。盘据苏北的韩德勤虽集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司令和江苏省主席两职于一身，但他摧残抗日力量，排斥异己，鱼肉乡民，早为民众所痛恨。我们全力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既有理也有利。刘少奇斩钉截铁地号召：“东进！东进！再东进！”经过刘少奇的周密部署和艰苦工作，到１９４０年８月，我军已从三面临及江苏北部：南面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西面是江北指挥部所属第四和第五支队，北面是八路军第五纵队，这就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态势。到年底，我党在华中建立了皖东、皖东北、豫皖苏、鄂豫边、苏北等抗日根据地，沟通了与华北根据地的联系，新四军发展到９万余人。这样，向东发展，以苏北为战略突击方向的正确方针完全实现，党中央赋予的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胜利完成。

　　然而党中央正在大力巩固华中之时，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刘少奇得知皖南新四军被围后，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２日向中央建议：为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新四军之聚歼计划，请朱、陈、罗准备包围沈鸿烈，我们准备包围韩德勤。１３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并指示限１０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１４日，叶挺在谈判中被扣，党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速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刘少奇缜密地分析了当时的时势后，于１５日向中央发了电报，首先否定了自己曾向中央建议过的军事反击计划，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当时提出包围韩德勤和沈鸿烈是为了救援皖南的新四军，而现在叶挺已被俘，皖南新四军已全部被歼，来不及挽回损失了；二是当时出于义愤，然而平心静气一想，却应该作更深远的考虑。他陈述了目前在军事上全面反攻的四点不利情况：第一，全国局面，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在此时，我党不宜因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决裂。第二，目前华中我占领地区很大，兵力不够。我们部队尚须休整补充，故以华中来看，能在半年、一年内不发生大的战斗对我有利。第三，韩德勤现在正利用水网，加筑工事，深沟高垒，屯集粮食，故我们彻底消灭韩德勤甚为困难。第四，陕北部队向西兰大道出击，华北部队向南或绥远出击，但均无胜利的把握。因此实行全面军事反攻，对我不利，且有极大危险。接着，刘少奇提出了对我在政治上主动，在军事上稳健，有利于我巩固华中和将来军事上反攻的四条可行办法。刘少奇这一谋略为中央所接受，１月１５日，中央确定了“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不能取攻势”②的方针。刘少奇实事求是地谋划处置皖南事变的对策，对我党迅速打退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摩擦，发展抗日力量产生了重要作用。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军无条件投降。８月２８日，毛泽东、周恩来参加重庆谈判。半个月内，我党我军面临的战略形势和战略任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战略转折关头，中央确定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负责中央全面工作。刘少奇经过对当时形势的深刻分析，指出：“国共谈判暂时很难有结果。国民党军队在敌伪掩护下业已进入许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并有进入北平、天津之可能。伪军几乎全部为国民党掌握。”“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③并在此基础上作了五项战略部署，概括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④

　　在刘少奇的运筹指挥下，前后方军民密切配合，短短２个月，我军１０万主力部队、几万名干部、２０余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进入东北。实践证明：刘少奇根据对东北战略地位和战争态势的分析，确定“北攻南守”的谋略思想，为全国的解放奠定了基石。

　　二、营造大势，紧紧依靠人民、动员人民，进行人民战争――刘少奇军事谋略思想的至要基础

　　抗日战争是大而弱的中国对小而强的日本进行的一场全民族反侵略战争。面对入侵的强敌，要夺取胜利，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⑤时任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坚决实行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在广大敌后战场对各阶级、各民族的人民群众进行了普遍的政治动员，把战争的政治目的以及达到政治目的的路线、方针、政策告诉广大军民，以激发他们的爱国热忱，发挥全民族抗战的自觉能动性。刘少奇明确地指出，抗日战争是革命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战争。如果能动员几十万以至数百万人民武装起来坚持游击战争，在政治上军事上就有着下列伟大的意义和光明前途：第一，可以极大地牵制日本的兵力，从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第二，在敌后长期坚持抗战，不断消耗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以便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第三，局部地围歼日军，收复失地；第四，给人民指出斗争的出路，揭露和牵制汉奸卖国贼的投降妥协企图；第五，将游击战争转变为正规战争，最后驱逐日军出中国。因此，夺取抗战胜利必须要动员全国各民族人民，拥护抗战、支持抗战、参加抗战，抗日战争的主要形式就是人民战争。

　　为了推动华北人民游击战争迅速、广泛地开展，刘少奇抓住有利时机，开办许多短期培训班，派遣大批党员和干部到各地去组织和领导游击队，自上而下地建立各级党、政、军、民组织。在几个月内，华北敌后就涌现出几百支游击队，在广阔的华北大地燃起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燎原之火。

　　为了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采取了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这种体制，既有利于主力军的发展，又有利于主力军和地方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主力军主要执行外线的和在有利条件下以运动战形式歼灭敌人较大兵力的作战任务，而地方军和广大民兵游击队，则主要执行内线的，村不离村、乡不离乡、县不离县就地坚持斗争的任务，以分散的多种形式的游击战与敌周旋，配合主力军粉碎敌人的围攻、‘扫荡’、‘蚕食’和封锁，直接保卫家乡、保卫生产。”⑥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其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等多种形式的游击战法，灵活巧妙地打击侵略者，形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交通线是敌军的命脉。敌后抗日军民在“面向交通线、断敌命脉”的口号下，开展广泛的交通破袭战。晋冀豫边区军民仅从１９３９年冬至１９４０年６月间，即先后进行了邯长公路、平汉铁路、白晋铁路、武沙公路等四次破袭战，在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当中国大部分的正规军在正面战场节节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同时，中国军队最坚强的一部――八路军和新四军，却迎敌而进，直插日军的后方，消灭日伪势力，收复失地，建立抗日政权，发动民众抗日。于是，在中共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下，抗日义勇军、自卫军、游击队、民兵等抗日武装，成批地发展起来，工人、农民、商人、青年、妇女、学生、儿童等各阶层的抗日群众团体，广泛地组织起来，同仇敌忾向日本侵略者展开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全面的殊死斗争。松花江畔，长城内外，中原大地，珠江两岸，五指山下，抗日的军民浩浩荡荡，抗日烽火遍地燃烧。转眼之间，日军的大部分占领区，变成了抗日的前线。原日军大本营参谋陆军中校山崎重三郎曾在日本军事杂志撰文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争，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为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把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动员起来，发挥卫国卫民的主观能动性，造成集中全民力量正面冲击敌人的威势”，“把百万帝国陆军弄的团团转”。

　　民族解放战争需要以人民战争为军事谋略的基础，同样，人民革命战争也必须以人民战争为军事谋略的基础。抗战胜利后，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刘少奇，曾对开赴东北的官兵意味深长地说：“你们没有美式大炮，没有飞机，没有坦克，没有装甲车和汽车，暂时还没有铁道线和火车；你们就是有一条――这一条他们手里就没有：就是要紧紧依靠马克思主义，紧密地依靠东北当地的人民。”⑦在我军开赴到东北后，他又连续给东北局负责人发了３封电报，明确指示：要想在东北站稳脚跟，争取主动，取得对国民党斗争的胜利，“主要决定于东北人民的支持及我党我军与东北人民的密切联系。因此，你们在一切行动中，必须注意政策，给东北各阶层人民以好的影响”。“只要我们能争取到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取得胜利。”⑧在刘少奇的亲自指导下，我进驻东北的部队，撤出大城市，深入到中小城镇和广大乡村实行土地改革、剿匪、建立根据地，动员人民支持、参加革命战争，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刘少奇认为，使人民积极支援战争、参加战争，就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问题解决好。为了适应国内形势的需要，１９４６年５月，党中央决定把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对这一政策，刘少奇作了精辟的阐释：现在实行土改政策，使耕者有其田，这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任务和主要内容。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上它是势在必行的一项不可动摇的大政方针。我们的解放战争是革命的战争，是为了解放广大劳动人民，必须解决与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相关的紧迫问题，其中包括农民最关切的土地问题。我们必须懂得，要保障前方战争胜利进行，就要有可靠的后方供应和有力的支前，这主要是要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来完成，因为我们的兵源和物资供应、交通运输、联络、救护、民兵、担架队的组成等等全都依赖农民的支援。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自然就清楚了。我们必须把农民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解决好，使他们得到主要利益，他们才会跟我们一道走。土改问题解决得越好，越彻底，农民得到的利益越多，他们拥护支持我们的决心和劲头就越大，从而我们的力量也就越雄厚，越不可被战胜。因此，坚决做好土改工作，将是我们的一项极其重大的战略任务，是保证我们依靠人民夺取胜利的决定性条件之一。７月，刘少奇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他的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思想和策略，对于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战，加速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进程，奠定了重要的群众基础，提供了主要的物质条件，是对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重大贡献。

　　三、以柔克刚，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积蓄革命力量――刘少奇军事谋略思想的指导方针

　　中国兵学中的军事谋略，十分强调以柔克刚，特别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柔胜是最经济、最廉价的取胜之道。刘少奇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深谙以柔克刚的哲理，在敌我力量悬殊时，积极创造条件壮大我军力量，消耗敌人，改变敌优我劣的态势，最后实现以劣胜优、以弱胜强。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们现在总结经验，分析其原因很多，但与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正确的军事谋略是分不开的。刘少奇作为党和人民军队的领导人之一，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注重对抗日战争军事谋略的研究。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７日，刘少奇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文中深刻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国情和社会历史条件后指出：要在敌人战略进攻阶段就阻止敌人向内地深入和驱逐敌人出境是不可能的，中国大片领土的沦陷也是不可避免的。抗日战争不可能速胜。他在分析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和形势之后指出：“地形是无限制的，在山区可以，平原同样可以建立根据地。”结论是：在抗日战争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党对日作战的主要形式是游击战争。刘少奇特别指出，到敌后去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对于壮大革命力量具有伟大的意义。这就是刘少奇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柔克刚的基本谋略思想。后来，毛泽东在１９３８年５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也作了类似的论述。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同毛泽东在认识上是完全一致的。他的谋略思想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交相辉映。毛泽东将这些共同认识又融汇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发表的《关于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成为毛泽东军事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华北的党组织、华北人民在上述谋略思想的指导下，大踏步前进了。从抗战爆发到１９３８年底，华北八路军从３.２万人发展到１５.６７万人，猛增了近４倍，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４块大的抗日根据地。“很明显，像这样复杂的巨大的转变，没有正确的指导，是不能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完成的。”⑨刘少奇认为，华中与华北一样，应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积累、壮大革命力量，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光明的前途。但由于王明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对于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与游击战的相互关系有不正确的了解，不了解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他们放弃了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的中心任务”，丧失了抗战初期的有利时机。１９３９年初刘少奇受党中央指派到华中工作。他通过全面了解华中形势，确定了向东发展、敢于反摩擦、创造根据地三位一体的行动方针。他强调领导干部要坚决地树立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依靠群众创造根据地和坚决反摩擦的思想。他说：“打鬼子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民主政权。”“政权是人民给的，只要人民承认，我们的政权就能存在。”“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发展武装，多多益善。”他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我们打游击，也要学蜘蛛拉网，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就有人、有粮，就能在群众中站住脚。”他还提醒大家，要从长远看问题，要看到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条件，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从而消除了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迅速打开了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刘少奇提出的坚决地到敌后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以柔克刚的军事谋略思想，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短短的几年内，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蓬勃发展起来。在这浩大的敌后解放区战场，日军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被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团团包围。在犬牙交错变化不定的战线上，抗日军民以普遍的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创造了层出不穷、千姿百态的奇妙战术和作战手段，打击日军，使其围攻、“扫荡”、“讨伐”、“蚕食”、“清乡”等频繁的进犯一次次遭到失败。数十万日本侵略军，陷于敌后战场，狼奔豕突。年复一年的庞大战争消耗，使日军疲惫不堪，欲打不得，欲罢不能。而中国，从长期游击战争培育和锻炼出的千百支游击兵团和正规兵团，则成为担负起决定战争命运的重担，向日军展开反攻争取最后胜利的主力军。这是杰出的军事谋略与具有高度觉悟的人民武装结合的产物。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少奇确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得以贯彻，我军抢先进入东北。然而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急忙运送８万余兵力到东北发动内战，１１月１６日攻占山海关，２５日占领锦州，随后展开对东北大举进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在这关键时刻，刘少奇分析：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虽然得到空前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有１２０万党员的大党，有１亿多人口的解放区，解放军已达１２０多万，民兵２００多万，还有日益高涨的全国爱国运动。但是双方力量的对比还是敌强我弱。敌强是国民党军有美国直接支持和大量援助，可根据条约从苏军中接收东北的大城市。我弱，主要是东北的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不能及时补充部队的兵源、粮食和物资；东北地方的党组织和政权还未普遍建立；敌伪匪势力尚未肃清。同时，我军主力长途行军和频繁战斗，还未加休整，新编部队也未整训、巩固。在正确分析判断了敌强我弱的形势的基础上，他指出：“在东北今天的情况下，没有大城市即没有优势。但你们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稳之前，去企图建立在东北的优势。”⑩这一战略思想明确了党的任务是组织退却，到农村建立根据地，动员、组织人民，积蓄革命力量，而不是占领大城市与敌人决战。这就是有名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军事谋略思想。实践证明，这一思想，具有非凡的战略眼光和军事家的才能，为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立下了头功。

　　四、连横合纵，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聚集一切革命力量――刘少奇军事谋略思想的关键环节

　　连横合纵，聚集一切革命力量，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１９３６年春，刘少奇到天津指导北方局的工作。为了使广大干部从思想上肃清白区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认清连横合纵，聚集一切革命力量的重要意义，刘少奇专门撰写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指出：“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救亡的人民阵线应是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应是全民族抗日反对卖国贼的各阶层联盟。从最进步的阶层及其政党的武装力量起，直至最落后的同乡会宗教团体及部分反日的地主、军人官吏、资本家、名流学者等都应包括在人民阵线之中。并强调说：“这个问题不应该只是宣传口号了，而应该进入实际组织工作上去。”[11]在实际工作中，刘少奇亲自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同华北各实力派、社会名流和学者等接洽，联合一切愿意抗日和可能抗日伪的力量。刘少奇谋划同山西阎锡山建立“合作关系”，便是一个范例。阎锡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山西的最高封建统治者。刘少奇通过分析，认为阎锡山需要“守土抗战”。为了推动阎锡山走向抗日，１９３６年秋，刘少奇抓住阎锡山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的时机，派薄一波等回到太原，组成一个直属北方局领导、专做山西工作的党的公开工作委员会，指示他们“争取站稳脚跟，不要搞‘左’倾冒险主义，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不要做‘清客’，搞空谈；要掌握政权，不要‘抬轿子’”。按照这一方针，薄一波等接办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使它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的群众组织；创办了“军政训练班”、“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民训干部教练团”等，训练了成千上万的进步青年，培养了一大批抗日的政治、军事骨干。在较短时间内发动和组织起了广泛的群众骨干力量，为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挺进山西和坚持华北抗日创造了空前未有的群众条件，使山西成为开展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要阵地。刘少奇后来在总结山西工作经验时说：“我们在帮助阎锡山抗战的过程中，使山西的抗战坚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进了，也使我们前进了。”[12]正确处理连横合纵与人民游击战争的关系，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武装斗争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瞬息万变的局势面前，特别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犬牙交错，三方面力量相互争斗复杂纷繁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刘少奇以高超的军事谋略思想，分析情况，确定了对敌斗争的方略。同时，刘少奇针对右倾投降主义也尖锐地提出：如果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他严肃地批评鄂豫皖地区为了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而提出“协助五路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错误口号。指出这是给别人“抬轿子”，是“木匠打枷枷自家”，告诫大家要记取教训。后来，他在回顾这一段斗争经历时指出：“我们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不独不会促使国共合作破裂，相反，还是保证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13]再一次对处理游击战争和统一战线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作出精辟概括。实践中刘少奇十分注意反“扫荡”与反“摩擦”的区别和联系。他认为反“扫荡”必须反“摩擦”；反“摩擦”是为了更好地反“扫荡”。只有坚决地、大胆地打退顽固派的进攻，才能克服投降和分裂危险，坚持抗战到底。１９４０年刘少奇根据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亲自组织了大桥镇、半塔、郭村等保卫战。这些军事斗争都采取了攻守巧妙得当，及时出击，及时收兵，速战速胜，战后讲和的谋略。

　　刘少奇较长时间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他善于运用统一战线谋略去分析和解决武装斗争中的实际问题。他关于连横合纵，聚集一切革命力量的谋略，对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宝库，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本文作者：空军指挥学院教授）

　　注  释：

　　①③④⑧⑨[10][12][1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８８，３７１，３７２，３７３～３７６，２６１，３７４，２６２，２７３页。

　　②《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１８４页。

　　⑤《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３１９页。

　　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２卷，第５４３页。

　　⑦黄钢：《马克思是干什么的呢？》，《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８月版，第１８０页。

　　[11]刘少奇：《民族解放人民阵线》，《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１期，１９３６年６月７日。

　　《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