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印度军队不断侵占我国西藏的边境地区，挑起边界冲突。为了和平解决边境争端，周恩来总理冒着风险访问印度，与尼赫鲁总理进行会谈。虽然周恩来的和平努力未能收效，两年后中国军队被迫对入侵的印军发起还击，但他在此次印度之行中显示出的儒雅的风度及雄辩的口才，依然征服了新德里新闻界。

　　那是1960年4月25日晚7时30分，周恩来在新德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在此之前周恩来曾提议和尼赫鲁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这个意见遭到了印方的拒绝。为了使各国外交使团和舆论界对中国立场有进一步的理解，周恩来才决定单方面行动。

　　经受过风浪和战火考验的周恩来阅历惊人的丰富，为了取得先声夺人的效果，平息一下有些记者的愤怒火气，人一到齐，工作人员便开始散发早打印好的周恩来的声明，上面扼要简洁地阐述了中国的立场：边界从未划定，问题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谈判未达成协议之前，双方应维持边界现状，不应片面行动，更不允许使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最后，周恩来将双方的共同点或接近点归纳为六条，一并印在明显的位置上。

　　晚7时20分，周恩来、陈毅带领随行人员走近圆柱厅的边门。素对中国有好感的《泰晤士报》记者韦尔娜突然闪了出来，急切地说：“总理先生，有帮人准备不顾外交礼仪向您发难，您可要小心啊！”周恩来微微点头：“谢谢您，韦尔娜小姐。”说完继续前行。韦尔娜又迅疾地抢到前边说：“周，这不是招待会，是射击场，您是唯一的靶子，上千只枪口都瞄准了你，你不能进去。”周恩来轻声而又坚定地说：“放心吧，新德里的子弹打不倒我。”

　　韦尔娜没有危言耸听。的确，印度新闻托拉斯的一伙人，预先抢占了有利位置，准备在周恩来一走进大厅时就狂呼口号，给他一个下马威。可是，他们的注意力被手中的周恩来的声明吸引住了，以至周恩来跨进大厅，缓缓走上靠前排居中的讲台时，才有一个尖细的声音喊：“中国佬，滚出去!”但这阵小小的骚动还没等掀起大浪，就被热烈的掌声淹没了。

　　周恩来开始了45分钟的讲演，他的语音沉稳，略带沙哑，却极富魅力。“中国、印度，都有着5000年的古老文明……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和平相处，休养生息，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印之间从未发生过真正的战争。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即使遇到再大的问题，也应坐下来，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切不可对上辜负了列祖列宗的遗德，对下贻害后世子孙。”

　　周恩来的演讲刚一结束，圆柱厅里便爆发出掌声的大潮。周恩来端起茶杯，侧身呷了一口茶，清了清喉咙，说：“有位朋友告诉我，在座的有不少是战神鸠摩罗的子孙，准备好了炮弹轰击我。我觉得，心里有火、有气，就应该发出来，我愿意承受。因为，我是你们的朋友。”

　　终于，有一个留大胡子的人站起来说：“我是印度新闻托拉斯的记者，请问周恩来先生，中印边界的领土划分已经是十分明确的了，难道还有什么必要再进行谈判，再重新划分吗?”

　　周恩来耐心地回答：“如果你对中印边界的百年历史多做些研究，并且能真诚地倾听一下中国政府的呼声，我想，你是不会提出这种问题的。”

　　一位欧洲人站了起来：“我是英国路透社记者詹姆斯，总理先生口口声声要靠谈判来解决问题，请问，原本属于别人的东西，你认为有什么资格和必要去讨论这东西的归属吗?”

　　周恩来严肃地说：“詹姆斯先生，在国与国的领土纠纷中，你刚才的比喻显然不十分恰当，我愿就这个比喻再做些说明，如果一个强盗夺走了别人的东西，那么原物的主人不该向强盗讨还吗?”

　　詹姆斯气急败坏他说：“你……你敢说印度是强盗。”

　　周恩来坦然而答：“强盗，有，但不是印度，而是英国的殖民政策。中国和印度是朋友，而且应该永远是朋友。”

　　后排一位记者拍了拍詹姆斯的肩膀，站起来问：“总理先生，你们不打招呼，在有争议的地区擅自修了一条公路，这难道也是在表示和平、尊重和友谊吗?”

　　台下响起得意的嘘声、口哨声。

　　周恩来诚恳地回答：“不错，我们是在喀喇昆仑山侧修了一条公路，这就是青藏公路，是为了改善新疆、西藏地区的交通困难状况而修筑的，其中有几段因山脉阻隔，穿越了阿克赛钦地区的一角。我们原本以为，这是众所周知的中国领土。后来印度政府提出了抗议，我们愿意就此问题进行协商解决。如果这不算和平、尊重、友谊的话，那么印度政府越过传统的边界，在有争议地区建立军事据点，武装巡逻，不但不打招呼，而且逐步推进，动枪动炮，这又算是什么呢?”

　　台下的记者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周恩来的雄辩虽早有耳闻，但今日才是第一次领教。

　　“我是印度独立报记者托姆拉。总理先生，你不认为，中印之间的领土争端，愈演愈烈，直到今天动枪死人的境地，完全是你们自恃大国身份，对印度横行侵犯的结果吗?”

　　周恩来冷峻地说：“不对。缅甸、不丹、尼泊尔都是小国，也都和我们有麦克马洪线的困扰，可为什么我们能和平地达成边界协议呢?事物的逻辑并不是当一个大国与一个小国发生纠纷的时候，大国就必然是无理的、蛮横的。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那么印度同巴基斯坦、锡金的边界纠纷，也是大国欺侮小国吗?事实上，印度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是一个小国，她的综合国力，她的人口，她的国际地位和威望，尤其她引以骄傲的几千年的古代文明，一丝一毫也不比中国差，这怎么说得上是大国对小国的侵犯呢?”

　　托姆拉激怒地涨红了脸，晃动着粗短的胳膊，扯着嗓子喊：“不管怎么说，你们是侵略者，是你们伤害了印度的感情，你们要滚出去……”

　　周恩来的面孔异常冷峻，语气却异乎寻常地平稳：“如果说到伤害感情，我想反问一句，究竟是谁伤害了谁?去年我国在平定西藏叛乱时，明知有些人背后搞鬼，我们并没有责怪，而是在采取军事行动前，电告贵国政府，保证对印度侨民提供保护。达赖喇嘛逃往贵国避难，中国政府根据‘对政治犯可以给予保护’的国际惯例，予以了宽容。在边界纠纷中，中国军队没有前进一步，连例行的边界巡逻也停止了。去年，在我国处理自己的内政西藏问题时，贵国各城市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华游行，声援西藏叛乱集团。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去年4月，在贵国孟买，政府怂恿一批歹徒，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肖像贴在中国总领事馆的墙上，往肖像上抛掷变质鸡蛋、烂西红柿和砖瓦泥块。请问，这是什么?这不仅是伤害了我们的感情，而且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侮辱。”

　　托姆拉惶急地辩解道：“那是一小部分人，绝不能代表印度政府……”

　　这时，坐在周恩来身侧的外交部长陈毅猛然站了起来，抓起话筒怒不可遏地喊道：“够了，不要狡辩了，我只说一句，中国是受到损害了。毛泽东主席有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谓予不信，皇天可鉴。”

　　大厅里的人被陈毅的话震慑住了，在座的每个人都明白，陈毅不光是外交部长，而且是身经百战的元帅。

　　周恩来接过话筒说：“请原谅，我的外交部长是一时愤慨所致，并非危言恫吓。我想最后再说一句，中印两国都曾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饱受过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蹂躏。中印两国应该友好、和睦。自家的事好商量，绝不能让边界纠纷再继续扩大，以致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

　　这时，韦尔娜站起来，极严肃庄重地说：“我还有一个问题，总理先生能够坦诚相告吗?”

　　周恩来扬扬手说：“我想，我会尽其所能地回答你。”“那好，据我所知，您今年已经62岁了，比我的父亲还要大8岁，可是，你为什么仍然那么年轻、俊美，像个小伙子，能回答吗?”

　　会场上稍静默，猛然爆出一阵畅快的大笑。

　　与刚才舌战“群儒”、大展辩才的情形相左，此时的周恩来，倒真有些腼腆了。他望了望身旁忍俊不禁的陈毅，又摊了摊双手，嗫嚅着说：“这样的问题，我可以不回答吗?”

　　“不行。”这两个字，居然是上千名记者用不同语言异口同声发出的轰鸣。

　　周恩来搓了搓手，说：“好，我回答，我只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进行生活的……”

　　话音未落，台下的掌声、叫好声犹如天边滚过的巨雷，上千名记者全部站起来，跺着脚，拍着巴掌，长达7分钟的掌声里，竟然包括刚才那些曾向周恩来发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