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对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的贡献 —

　瞿秋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中央苏区时期，在“一苏大会”、“二苏大会”上，瞿秋白都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教育人民委员，1934年初，他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接手领导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红军长征后，他奉命留在中央苏区领导游击斗争，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宣传部长和中央办事处教育人民委员等职。1935年春在转移途中不幸被捕，同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在中央苏区的一年多时间里，瞿秋白为党为人民忘我地工作，对中央苏区的文教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办好文化教育1934年2月初，瞿秋白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红都瑞金，接任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兼苏维埃大学校长。刚到苏区，他就投入了火热的斗争生活。在前任创建的基础上，着手制订新的计划。他经过调查研究，亲自起草了《苏区文化教育工作计划》，还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广泛征求意见，认真修改以后才作为文件印发执行。1934年3月12日至14日，他以中央教育人民委员身份出席了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各县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并作了关于新的教育政策的报告。在瞿秋白的指导下，会议通过了《江西省第一次教育会议的决议案》，决议案贯彻了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为土地革命服务的方针，说明教育文化工作与当前中心工作任务“应当切实的互相联系起来”。会议动员一切学校和文化团体，切实地宣传教育群众，帮助主管机关完成收集粮食，春耕运动和整顿与扩大赤色少年队的突击工作任务，以粉碎敌人的“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
　　针对苏区教育的特点和实际情况，瞿秋白提出了正确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措施。他强调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应该紧密配合革命战争，指出：“苏维埃的教育机关必须要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加强广大民众的参战潮流”。创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正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材”。他说：“苏维埃的教育是阶级的教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教育。”“教育也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教育才能真正赞助革命战争。”
　　他要求一切教育机关在教学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和帮助学员在学习、工作中紧密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和战争实际，提高工作能力和战斗精神。他说：“战争时代的教育，特别要注意学生的集体的社会工作——就是一切参加战争的工作，要在学生的社会活动中去进行教育，要在一切日常功课之中去教育他们的阶级的战斗的精神。尤其是成年人的教育，要经过文化团体——消灭文盲协会，工农剧社等——去动员广大的男女群众，使他们在识字读书运动之中加紧参加战争的种种工作，使他们的识字和读书能直接增加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战斗能力，使他们能够在集体的娱乐之中（晚会、演戏等等），得到深刻了解的战争意义的教育，能够学习阶级斗争——揭破反动分子或是机关主义者的假面具，组织和发扬工农群众的革命热忱”。他严格要求每个学生同志，“都应深刻的了解自己的伟大的使命，努力学习，努力参加实际社会工作，遵守纪律，严厉制止一切地方观念等不良倾向，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
　　瞿秋白的这些主张概括起来说，就是教育必须为革命战争服务，为苏区建设服务；教育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这一正确方针对中央苏区文化教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瞿秋白善于团结知识分子，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当时，发展苏区教育，最主要的困难是缺乏师资。如何利用旧知识分子为苏区教育服务是个重要问题。瞿秋白明确指出：“在教育文化方面，我们可以并且应当利用旧知识分子，即使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也可以利用。”只要是“忠实于苏维埃，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旧知识分子，我们仍旧把他们当做苏维埃职员看待，我们还是要督促他们，勉励他们积极工作”。根据他的意见，教育部门设法从白区聘请了几位有经验的老教师，并且在工作中尊重他们，发挥他们的特长。高尔基戏剧学校缺少教师，当时俘虏来的白军军官中有擅长艺术的，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就让他们当教员。学员们不欢迎他们讲课，瞿秋白劝告说：“他们有这种专门知识，你们没有，要虚心跟他们学习。他们过去是白军军官，缴枪过来了，替红军做事了，仍然讨厌他们，瞧不起他们，这是不对的。”终于说服了学员们。
　　当时正处在革命战争的紧急关头，苏区里的一些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乘机活动，暗地里搞破坏；在革命队伍中，也出现了叛变现象。为了巩固苏区，各条战线都开展了“检举”运动。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瞿秋白仍然坚持：“教育方面需要利用一些旧知识分子，其中有些地主富农或是他们的子弟，这个政策并用不着改变。”他说：“问题是在于苏维埃政府和党的监督必须加强，阶级警觉性必须提高。”他说，关于利用地主资产阶级的旧知识分子问题，最主要的是要记住列宁的话：“没有有教育的人、知识分子、专门家的一种劝告和领导性的指导，是不行的”。同样，“没‘民众’之中的实际组织者的帮助和领导作用，无论如何也不行的”。他强调指出：“我们反对‘吃知识分子’主义，我们还要继续反对这种左倾的机会主义，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反对那种脱离阶级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
　　在“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期，瞿秋白对知识分子采取比较稳妥的政策，重视利用旧知识分子为苏区教育服务，才能使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不断发展和得到很大成就。
　　瞿秋白还十分注意发挥干部的带头作用。他认为，要发展苏区教育，首先要培养大批的教育骨干，要“提拔和训练新的干部，尤其是妇女干部，要养成大批教育方面的‘群众之中的实际组织者’，要建立经常的监督和检查制度的基础。”当时，苏区创办了许多师范学校，培养了大批教育干部，并且重视培养妇女干部。“在许多专门学校里面，妇女占着极大的数量”，“在许多学校中，妇女充当教员、教委主任，直至校长”。由于充分发挥了干部的骨干作用，苏区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瞿秋白、徐特立等同志的努力下，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当时苏区设立有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及各种专科学校，还有遍布苏区各地的列宁小学、工农夜校、识字组、俱乐部等。据1934年3月，江西、福建、粤赣、瑞金等地的不完全统计，列宁小学有3，199个，学生约达10万人；补习夜校有4，562个；识字组有23，286个，组员仅江西一省约达12万人；俱乐部有1，917个，参加活动的固定会员就有93，000多人。中央苏区实行义务教育，使多数学龄儿童进入了学校；发展社会教育，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了文盲的痛苦；设立各类专门学校，为党和苏维埃培养了许多干部。正如毛泽东所赞扬的：“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这里是一个自由的新的光明天地。这里的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手里，工农和他们的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以政治上与物资条件上一切可能的帮助。”
　　瞿秋白和徐特立在革命战争的艰苦环境下，领导苏区人民积极开展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为创造“自由的新的光明天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倡导大众化文艺在中央苏区时，瞿秋白兼管教育部所属艺术局的工作。他极力倡导大众化文艺运动，做了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对苏区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一、提出了“大众化文艺”运动的方向，制定了有关政策和制度。
　　瞿秋白对于苏区以戏剧为中心的文艺运动，提出了“话剧要大众化、通俗化，采取多样形式，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当创办第一所戏剧学校的时候，他提议以“高尔基”命名，他说：“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在高尔基戏剧学校讨论教学计划时，他指出，学校要附设剧团，要到火线上去巡回表演，鼓励士气；平时按集期到集上流动表演，保持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搜集创作材料。关于剧本的审查，他指出：“凡剧本，没有经过预演是不可以肯定好坏的，剧本的成功，必须经过写和预演两步程序。演一次改一次，才有好的剧本产生。”这种实践第一、群众路线的观点，是十分正确的。
　　为了加强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使文艺沿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方向健康发展，瞿秋白为苏维埃剧团、工农剧社、高尔基戏剧学校和俱乐部制订了章程和纲要。1934年4月初，由中央工农民主政策颁布的《苏维埃教育法规》，其中就包括了《工农剧社简章》、《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和《俱乐部纲要》等，详细地规定了各个组织的方针任务，从而使苏区文艺运动逐步走了群众化、组织化、革命化的正确轨道。
　　第二、注意培养文艺骨干，建立了一支宏大的文艺队伍。瞿秋白说：“没有戏剧工作骨干，就谈不上什么工农戏剧运动。”在高尔基戏剧学校讨论教学计划时，他指出：剧校除设普通班外，应增设红军班和地方班。红军里面的文化娱乐工作与各军团剧社的活动是政治工作的重要部分。戏剧学校如果不为红军培养干部，就失掉了创办的重要意义。同时，他建议把瑞金云集区、长汀县和中央印刷厂的工农剧社社长调来训练，半年毕业。他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戏剧学校学员们的成长，并在百忙中给他们授课。在他的领导和关怀下，高尔基戏剧学校培养出1000多名学员，编成60余个戏剧队，活跃在苏区各地，成为红军部队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文艺骨干。
　　第三、精心指导文艺创作，把文艺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瞿秋白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到斗争最尖锐的地方去，与群众紧密联系，体验各种生活。他说：“闭门造车是不能创造出大众化的艺术来的”。 “没有丰富的社会体验，就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高尔基就有极其丰富的社会体验，所以他的作品质量很高。”他还身体力行，曾几次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了解苏区建设和群众生活的状况，“去仔细的亲切的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以达到对实际生活的深刻体验，并订出了自己的创作计划。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亲自带着中央剧团深入前线，进行战地演出。1935年春，在瞿秋白直接领导下，中央剧团的3个分团，在江西于都小密中央分局驻地进行了文艺会演，演出了新创作的歌剧、舞剧、山歌、合唱、快板、活报等，瞿秋白参加了评议，并颁发了奖品。
　　瞿秋白还发动和鼓励工农剧社社员进行集体创作，他说：“我们没有作家、戏剧家和作曲家，可我们可以搞集体创作，可以向山歌、民歌学习，把群众中的东西记录下来……”为了帮助大家写剧本，他把自己写的许多故事，交给剧社同导改编成剧本。他说：写故事是写剧本的最好方法之一，要搜集故事，但故事要有真实性和典型性。特别是在语言上应该性格化。中央剧团演出创作话剧《无论如何要胜利》后，他召开了作者、导演和演员参加的会议，称赞这个话剧的成功，同时也指出了剧本中有些台词显得生硬、抽象，听起来不太入耳的毛病。他说：“要用活人口里的话来写台词，不要硬搬书上的死句子。务要使人一听就懂，愿意听，欢喜听。让群众闭上眼睛听，也能听出来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讲话。语言艺术是戏剧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他还十分重视收集和运用民间歌曲，他说：“民间歌曲，对群众的教育更大，由于歌词是发自群众肺腑的心声，内容通俗易懂，好听好唱，所以更受群众欢迎。”
　　在瞿秋白的指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向民间艺术学习，搞集体创作，大大繁荣了苏区的文学、艺术。1934年5月14日《红色中华》戈丽的《苏维埃剧团春耕巡回表演纪事》一文记叙道：“我们在这次巡回表演中，与群众生活打成一片，我们开始在新的环境中，运用我们新的工作方法，模仿他，工农大众艺术的特征鲜明的标志更显著了。这次我们还在表演过程中，开始培养工农出身的作家，虽然是才开步走，但在集体创作方法中我们已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一月来剧团研究组创造了8个活报，3个戏。——这当得过去剧社编审委员会数月创作的产额。”由此可见苏区文艺创作繁荣之一班。当时，创作了许多剧本和节目，如话剧：《李保莲》、《堡垒中的士兵》、《追击》、《你教我打枪》、《摸哨》、《抢粮》、《埋伏》、《地雷》、《菜刀下的营长》、《收租粮》、《游击》、《我们的队伍来了》，舞剧：《搜山》、《突火阵》、《缴枪》、《冲锋》等，还有歌剧、儿童剧、活报剧和山歌小曲。这些创作的剧本，经瞿秋白亲自选校与编辑，出版了中央苏区唯一的剧本集——《号炮集》，由他亲自写序，油印300多份，发到全苏区，还设法由交通线送到上海出版。1934年5月，在瞿秋白主持下，创办了《苏维埃文化》月刊，第一期发表了瞿秋白的文章《文化战线的红五月》，李伯钊的剧本《无论如何要胜利》和弋丽的散文《春耕戏杂记》等作品。《苏维埃文化》的创刊和《号炮集》的同版，对繁荣苏区文艺创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瞿秋白的领导下，苏区文艺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对于丰富苏区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对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鼓舞苏区军民的革命斗志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延安时代的文艺运动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三、指导宣传工作瞿秋白二十年代初起，就活跃在党的理论宣传战线上，他是我党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
　　在进入中央苏区之前，他对中央苏区的宣传工作提出过建设性的意见。1933年8月7日，他在苏区中央局的《斗争》第50期发表《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在肯定《红色中华》报的主流以后，他提出了6点意见：（一）党的领导作用反映得“非常之模糊”，“只有‘苏维埃建设’，而没有‘党的建设’。同样，工会的作用更看不见。”（二）“自我批评”“已经有相当的发展。但是还不够。”（三）新闻报道只偏重于鼓动性的胜利消息，他要求新闻报道，正反两方面都要具体，必须对“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都有明晰的叙述”，“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明了战斗的总阵势”。（四）要加强社论和论文的“指导作用”，做好解释和说服工作，“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反对官僚主义的恶化”。（五）要开展“工农兵通信运动”，组织“工农兵通信协会”，发动群众写通信。（六）建议中央局另出版一种《贫农报》，要求文字浅近，通俗易懂。
　　瞿秋白到中央苏区后，就负责主编《红色中华》报，他亲自撰写的社论和论文，经常为编辑《红色中华》而工作到深夜。
　　那时，蒋介石正向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以5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进攻，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和“封锁”，苏区开展了节省粮食运动。瞿秋白于1934年3月29日，在《红色中华》发表短论《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战争》。他在文章中阐述了节粮运动的重要意义，指出这项工作对于“战争的胜利，对于改善广大群众的生活都有决定的意义。”同时，还指出了节粮运动中的“优越条件”和“存在的弱点”，提出了节粮运动中的主要措施。文章最后向工农群众发出号召：“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提出的每一任务，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红军，来争取战争的胜利，从胜利中来争取自己阶级的彻底解放。”
　　1934年4月3日，《红色中华》头版刊载一组“春耕战线”简讯，瞿秋白撰写了社论《努力开展我们的春耕运动》。社论指出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发出开展春耕运动的号召是建筑在群众的革命要求之上的，是为改善群众“自己的生活”，“充裕红军的给养”，“粉碎敌人的封锁与‘围剿’。”社论要求各级组织要克服“官僚主义”，不要“空喊”，不要“抑制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与劳动热忱”；同时不要放松“阶级警觉性”。社论号召苏维埃公民，“最大限度发扬革命热情，广泛的开展农业生产竞赛，劳动合作，以及农业技术的研究运动”。社论还指出在春耕中要优待红军和军属，“使红色战士在前方毫无顾虑的进行战斗。”社论特别指出：春耕运动“是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一环”。
　　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了中国大片的土地，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6月23日至7月7日，瞿秋白连续在《红色中华》发表论文《中国能否抗日？》。他引用大量材料，具体分析中国和日本双方的军事、经济、人民组织程度等条件，驳斥国民党散布的“中国无力抗日”的无耻澜言。他揭露国民党拥有百余万现代装备的军队，不派“一兵一弹”去抗日，反而派重兵进攻“苏维埃红军”，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辱国勾当。”文章在分析了日本武装力量后，作出论断说：“虽然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有着精良的器械，但是战争的胜败不完全决定于器械，而决定于使器械的人。”他综观中国许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和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的种种弱点，得出结论说：中国“有力抗日”。他要求：“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们，必须抗日，必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以争取自己的生存，中国所有的工农士兵群众，所有的武器，如果都用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那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
　　从瞿秋白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明白晓畅的文风。他的文章文字浅近，通俗易懂，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对于党和政府提出的工作和任务，不是采取“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做法，而是做好“解释和说明工作”，因而使社论具有“指导作用”。更重要的是，瞿秋白能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国内外形势，指导革命实践。在《中国能否抗日？》一文中，他以辛辣的笔，将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嘴脸暴露无余；以铿蒋有力的语言，唤起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斗志。瞿秋白在中央苏区所做的宣传工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综上所述，瞿秋白在教育、文艺、宣传等方面对中央苏区的建设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对无产阶级的文化建设做了大量开拓性、奠基性的工作。我们在评价瞿秋白的这一历史功绩的时候，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瞿秋白积极支持和高度赞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他歌颂中国工农红军和苏区人民是“中国真正群众的彻底的新英雄！”只有他们“能够打胜帝国主义，能够解放中国，能够创造真正几万万民众自己的中国！”当他接到党中央要他去中央苏区工作的通知时，他高兴地说：“想去很久了”。表明他对苏区的向往。在中央苏区时，他不顾一切地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就是在汀州狱中，他还念念不忘中央苏区的斗争生活，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他坚信“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坚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定会胜利。
　　（二）在中央苏区时，瞿秋白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王明一伙在中央苏区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许多党的干部和革命群众被关被杀。瞿秋白自己就是被打击的对象，被诬陷为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看不到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力量，”与中央“相对抗”，等等。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但是，他并没有被浊浪所压倒，仍然激流勇进。他针对王明一伙在教育系统推行的“吃知识分子”主义，提出了一条积极、稳妥的知识分子政策，使革命事业得以胜利发展；他对王明一伙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等错误倾向，给予严厉的批判，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抵制。表现出他的高度的党性和马克思主义的识别能力。
　　（三）当时在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和“封锁”下，中央苏区的物质条件异常艰苦，瞿秋白不但政治上遭受打击，而且身患严重的肺病，就是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他仍然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为中央苏区的建设日夜操劳。这是因为他有一颗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切的火热的心。他好比一头“牛”，辛勤地为人民耕耘，他在革命斗争中，以自己的汗和血，实践了他年青时立下的“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的伟大誓言。瞿秋白这种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对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将永远记在人民心中！

瞿秋白对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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