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 云
   我于1933年参加红军。长征到延安后，先后在卫生学校和延安女子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1941年到新四军，先后在新四军第四师、第二师做医务工作，任党支部书记。1942年夏，经组织介绍我与郑位三同志结婚，组织上认为我是做医务工作的，位老责任重，体弱多病，需要我这样的人去照顾他的生活。　
    婚后不久，位老就立下规矩：在生活上不能搞特殊；有人找他谈工作时我不能在场，更不能干预。此后三十多年，我与位老都始终遵守这个规定。以至于后来有些首长和战友来看他，我往往打个招呼就匆匆离开，这样和位老在思想上不能有更多的沟通，在工作上也不能帮他多分担一些。特别是在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残酷迫害时，对于他的苦闷难以帮他排解，有时自己还因不理解而苦恼、伤心，反而要他来劝解、安慰我。现在想起这些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多学习些。
　　位老虽然不跟我谈工作，但只要一有空，就跟我说起他的家庭、他过去的老师、他求学和追求真理、从事革命斗争的经历。他对父母、弟妹、老师、战友和同志充满了深厚的感情，这些都使我终身难忘。在他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整理思绪，作些回忆，以作为永远的怀念。
　　一位老告诉我，他原名郑植槐，家乡在大别山区黄安（今红安）县，山上石头多，不长树。他家只有四间土坯房，房后是山，门前是1米宽的小路，小路下面是个水沟。天灾人祸多，生活很困难，父亲郑维翰原来靠几亩田养活全家8口人，后来学了一点医道成了中医。1917年，父亲带着他的弟弟植棠到七里坪镇开中药铺，行医看病，补贴家用。他是长子，也是父亲的希望，家里省吃俭用只能供他一个出外读书。
　　他7岁进私塾读书，他的老师郑锡云深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经常向学生介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讲社会现实问题，引导他往革命道路上走。由于他爱学习，肯动脑筋，深受老师喜爱。有时天下雨或放学晚不能回家，他就住在老师家，帮助老师挑水、做饭，亲如家人。
　　16岁时，他带着母亲为他准备的干粮，背着行李从黄安县步行300多里到武昌考学，一路上饿了啃干粮，渴了喝凉水。由于身体瘦弱，他走了好几天才到达武昌，弄得双腿红肿，脚板满是血泡。他顺利地考上了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因考试张榜名列第三，郑锡云老师为他改名"位三"。1918年冬天，郑锡云老师介绍他认识了恽代英等创立的互助社社员肖楚女，从此肖楚女成了他的兄长，也是好朋友。在肖楚女的帮助下，位三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参加武汉地区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声援北京青年学生的五四运动等进步学生活动。五四运动后，位三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肖楚女又介绍他到"利群书社"结识了许多进步青年，开始系统地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从此，他走上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道路。
　　他认为要改造中国社会就要走与农民相结合进行革命的道路，1922年夏天，他毕业后挑着行李从武昌步行回到家乡，在离家两里多路的程门畈一所学校任教。他一面教书，一面深入到农民中间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向知识青年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与地主斗争。
　　1923年冬，黄安有了党的组织，他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举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游行示威，发动群众不买洋货，反对赌博，提倡剪发放足等，还带动他的二弟植惠也参加了革命。1925年冬，他由戴克敏、戴季伦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与吴焕先等同志在七里坪积极发动农民，组织了农民协会，并担任了黄安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1927年汪精卫叛变革命，在黄安"清党"、"改组"，宣布解散各级农会，下令通缉92名共产党人，董必武名列通缉令榜首，位三也榜上有名。反动派的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使中共黄安县委中的一些动摇分子先后离开了革命，县委常委中只剩下郑位三一人。他在血雨腥风中把留在黄安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戴克敏、吴焕先、戴季伦、陈定侯、程翰香等同志组织起来，重建了新的中共黄安县委，他被选为代理县委书记。随后他与陈定侯、程翰香同志到武汉找到中共湖北省委，省委书记罗亦农同志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
　　1927年9月，位三等在七里坪文昌宫召开县委委员和各区党的活动积极分子会议，传达了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拟定并通过了《中共黄安县委关于传达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武装暴动的指示的报告》和《中共黄安县委关于武装暴动计划》。他们为组织武装暴动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并在紫云、檀树等地领导发动了"九月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在国民党第三十军和地主清乡团的疯狂进攻下，"九月暴动"严重受挫。县委决定派他与戴季英再次到武汉找中共湖北省委汇报情况和请示工作。因路途风寒，劳累过度，位三病倒了，高烧不退，只得由戴季英一人向省委汇报黄安农运情况。在郑位三生病期间，同年11月13日爆发了著名的"黄麻起义"。
　　为了安全可靠，病中的郑位三选择到离家一百多里路的黄安县南永河春树店程家厦屋村程朗如家养病。朗如的小弟程友如是位老在省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时的同学，两人一起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关系要好。朗如疼爱弟弟也同情革命，把郑位三视同自己的亲兄弟一般。
　　那是一个初冬的下午，郑位三突然来到程朗如家里，他面色苍白，身体消瘦，头发、胡子很长，衣服也很脏，显然是害了一场大病。朗如深知位三是好人，好人落难理应相助，决心冒着全家被杀头的危险赶紧把位三让进屋，让他洗了澡换上自己的衣服，把他藏在里间的夹房里，把煎好的中药和一日三餐都送到夹房里。在朗如和妻子杨杏枝的精心照料下，一个多月后位三的身体慢慢康复。其时正值"黄麻起义"失败，白色恐怖笼罩黄安，朗如在汉口的表弟徐存贤从武汉回到程家厦屋村，说在武汉传说要增兵"剿匪"，黄安不安全，最好让位三离开黄安，由友如另行安排避处。这样，急促之中位三带着朗如给的8元大洋在友如护送下赶赴武昌流芳岭妻兄舒少轩家。舒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在流芳岭开了一家中药铺。位三以学徒身份为掩护在药店暂避，其间，他熟悉了中药材，学会了中医看病，以后在革命根据地常为大家义务看病。
　　1949年11月中旬，位老路过武汉，专程看望阔别20多年的救命恩人程朗如和友如兄弟，并提议到照相馆合影留念，拍照前朗如和位老相互谦让，朗如拗不过最后还是站在中间。1950年12月，位老回北京前赠送朗如一张自己的照片，在正面亲笔题字"朗如兄留作纪念 弟郑位三敬赠"。在照片的背面，他深情地题写了一首诗："忆我流亡日，招待赖吾兄，廿年成隐惠，今是表扬时。
　　1956年6月，正参加党的八大会议的位老在北京得知程友如在武汉病逝，心情十分沉痛，写下了"友如学兄千古，一生辛劳，对我社会，是民主性的好人；卅年交谊，对我个人，是知心者的益友。　弟郑位三挽"的巨幅挽联，送给了友如的遗孀舒淑芳。
　　1928年7月，病愈的位三回到家乡与吴光浩、吴焕先、戴克敏、戴季英等同志会合，开始了创建鄂豫皖苏区和工农红军的斗争。在连续取得第一、第二次反"围剿"斗争胜利，苏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情况下，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张国焘等来到鄂豫皖，他们搞肃反扩大化，大抓所谓的改组派、第三党和取消派。位老和曾中生、徐朋人、陈定侯等同志对此极力抵制，但由于张国焘等掌握了鄂豫皖苏区的军政大权，一大批有能力、有威信的好干部被杀害了，连徐朋人、曹学楷、王秀松、戴克敏、戴季伦等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都不能幸免。这是位老最痛心的事，他说：鄂豫皖损失最大的是肃反扩大化。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位老受命于危难之时留在苏区，担任鄂豫皖省苏维埃主席、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和鄂东北游击总司令，坚持了两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敌人的残酷"清剿"使苏区很多地方成了无人区，位老也是家破人亡，全家四位亲人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他家的房子被敌人烧了；任乡苏维埃主席的父亲长期在深山老林里活动，长了一身毒疮，无药医治而死；母亲在"跑反"中饥寒交迫，吃野菜中毒而死；妻子曹茂云也因"跑反"在山洞里冻饿而死；三弟植棠因腿疾不能"跑反"，被活活饿死，弟媳被迫改嫁；二弟媳带着三岁的侄子群忠到处流浪，直到1936年才敢回家。
　　位老不屈不挠，英勇奋斗。他组织游击队、便衣队在山里打游击，露宿山林，缺吃少穿，山上有土匪，山下有白匪，环境十分险恶。他经常打赤脚，脚上的老茧很厚，以至解放后，他不修脚就不能走路。在极为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他染了一身疥疮，经常感染化脓，痛痒难熬，并患了严重的胃病和十二肠溃疡、胆囊炎、神经衰弱等病，始终没有治愈。在敌人的大举"清剿"下，他们顽强地坚持斗争，逐步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在位老的领导下，各区乡普遍建立了游击队和游击小组，并以各县的独立团、战斗营为主，组建了六个游击师，总计约五千多人。重建红二十五军时，在位老"要人给人，要枪给枪"的指示下，鄂东北数以千计的地方武装，成批的转入红军。
　　1934年9月，程子华同志前来传达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红二十五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位老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随军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到达陕南后，红军主力西进甘肃，北上陕北。位老、陈先瑞同志与六百多老弱病残伤员被留下继续创建新的根据地，由位老任鄂豫陕特委书记，陈先瑞任红七十四师师长。面对二十多个团的数万强敌的"划区清剿"和不断围攻，他们在陕南的深山老林中，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困难情况下，孤军奋战，因地制宜，创造性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独立坚持了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他们转战于鄂豫陕三省边区的24个县，经历大小战斗上百次，先后歼敌约4000人，缴获枪支3000余支，使红七十四师迅速发展到2100多人枪。贺龙同志曾赞叹："红七十四师在陕南顽强坚持两年的游击战争，位三同志的正确领导起了重要作用。"后来，毛泽东同志曾向陈先瑞问过坚持陕南斗争的情况，并赞扬说："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才听到你们消息的。中央红军西征出动，你们红七十四师就在南面闹华山，配合得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