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从事党的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人 —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指示。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出任由中央宣传部领导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文委")第一书记，推动左翼文潘汉年化运动的发展。他先后组织领导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文化总同盟"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总同盟"等文化团体的筹建工作，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为了争取左翼文化运动的旗帜性人物，潘汉年多次登门拜访鲁迅先生，与他促膝长谈，虚心倾听对左联筹备工作的建议，并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名称中是否用"左翼"二字等具体事宜征求意见，终于请出鲁迅先生担任"左联"统帅，为"左联"的酝酿和建立创造了条件。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回到上海，潘汉年立即代表党接待了他，并让熟悉上海情况的夏衍给他作助手。不久，郭沫若便出任《救亡日报》社社长，发挥了他在文化界的特殊作用。党的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扩大了党对进步文化界的影响，促进了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为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在国统区人民中传播进步思想，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历史功绩。
　　受命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30年代初，潘汉年先后两次受党中央委派，以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进行谈判。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提出红军愿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等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力量共同抗日。十九路军即派人来瑞金商谈。潘汉年受党中央指派，与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代表就抗日反蒋问题和建立军事同盟问题进行具体谈判，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他还与福建人民政府的其他领导人李济深、陈友仁、陈铭枢等进行了广泛接触和磋商，促进了中央苏区与福建人民政府之间的贸易和人员往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广东的陈济棠不愿参加蒋介石的第五次反共"围剿"，想与红军取得谅解和合作，并要求与红军联合反蒋抗日。中央于1934年10月派遣潘汉年、何长工代表党和红军前往江西寻乌，与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经过三天三夜持续谈判，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这次谈判的成功，为党中央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正确选择突围方向，红军长征出发时顺利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减少伤亡和损失，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发挥特殊作用1935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华北地区，进而准备侵占全中国的严重民族危机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也发生了相应变化。1936年4月，潘汉年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从莫斯科起程回国担任国共谈判联系人。
　　9月24日，潘汉年接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携带《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书》和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等文件离开陕北去上海。他将毛泽东的亲笔信和《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副本交给了宋庆龄、章乃器等人，向他们转达了党中央关于团结御侮的信息，取得了他们的密切配合和协助，并与他们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共同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战。10月中旬，潘汉年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会谈。潘向陈转达了中共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的八项条件。在谈判过程中，潘汉年严正批驳了陈立夫代表国民党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方面的苛刻要求，迫使陈立夫同意红军人数由3000改为3万，有力打击了国民党企图收编红军的阴谋，执行了党中央的谈判方针，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利益。
　　西安事变爆发后，宋美龄要宋庆龄帮助她同共产党取得联系，宋庆龄随即约见了潘汉年。潘汉年向宋庆龄转达了党中央和张学良、杨虎城方面已决定欢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和平解决办法的消息，主张宋庆龄劝宋子文前往西安，从而促成宋子文、宋美龄去西安谈判。12月19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批示他"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潘汉年及时向陈立夫作了通报，并了解国民党方面的意图，随后向党中央作了报告，为党中央作出正确决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反遭蒋扣留。潘汉年又以中共全权代表的身份，按党中央指示，为西北撤军、释张、国民党实践诺言、红军给养、防地、改编、释放政治犯等，同宋子文、陈立夫多次交涉，要求国民党方面迅速落实蒋、宋在西安与周恩来谈判承诺的各项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潘汉年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围绕划定红军防地，争取红军经费给养两大问题，同国民党方面重点进行交涉，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争取到了一定的条件。
　　1937年3月下旬，潘汉年陪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杭州同蒋介石开始正式谈判。至此，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潘汉年完成了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谈判联络代表的重要使命。在近1年时间里，他往返于上海、南京、陕北、西安等地，与国民党当局的代表接洽、联系和艰苦谈判，为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贡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潘汉年在国统区继续从事公开的统战工作。他在党内担任了中共上海工委的主要负责人，对外公开叫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与上海各界知名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郭沫若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上海沦陷前，中共中央指示潘汉年做好大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向内地撤退或向香港转移的工作。潘汉年从确定撤退对象，到交通工具的选择；从撤退秩序，到安排人员陪送，事无巨细，亲自过问。由于他细致周全的组织安排和指挥，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郭沫若等，均安全撤离上海。他自己也奉命转移到香港，并与廖承志一起建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194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和刘少文，指示开展与英美等国人士建立广泛真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做好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者的撤退工作。潘汉年担当了这项工作中的重要任务。经过各方面配合和几个月的努力工作，至1942年5月，从日军的严密封锁中撤退疏散了各方面人士800余名，其中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陈济棠、茅盾、金仲华、夏衍、胡绳、张友渔、刘清扬、宋之的、杨刚、梁漱溟、邓文钊、胡风、蔡楚生等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党的干部。此外，还安全护送了一大批国际友人到达内地或海外，接应了2000余名回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

最早从事党的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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