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丰功伟绩永垂史册 —

　　
　　--纪念任弼时诞辰九十周年
　　任弼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是当之无愧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成熟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他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并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出生于1904年4月30日。1920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0年10月25日，因劳累过度，突患脑溢血，不幸去世，这时他才46岁。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30年。虽然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在自己短促而光辉的一生中为中国革命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是永垂史册的。
　　一、他为建立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有力的助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于1925年任团中央总书记。他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他作为青年团中央总书记，在大革命后期同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路线作了坚决斗争。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的1949年4月，他又领导重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叫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被选为团中央名誉主席。
　　二、在土地革命开始时，他参加了1927年"八七会议"，同毛泽东等一起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他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随后，他为克服"左"倾盲动主义，纠正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先锋主义和取消主义偏向，并在1928年4-9月党的六大期间的留守党中央的工作中，作出了显著成绩。他对1930年6月形成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是有抵制的。
　　三、他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被派去中央苏区工作。他自己后来检讨说，他是执行了共产国际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但是毛泽东说，他在1931年5月和同年8-9月间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战略方针，曾得到中央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和王稼祥的支持，因而能顺利执行。任弼时自己对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也逐渐有所认识和抵制。他因为不够"左"，于1933年5月被临时中央领导人调离中央局组织部长的岗位，而改任湘赣省委书记。他在湘赣根据地，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某些错误，保护了王首道、张启龙等重要干部。1934年8月，他作为中央代表率领红六军团奉命先于中央红军突围西征，于同年10月在贵州印江木黄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当时叫红三军）会合后，又纠正了夏曦的骇人听闻的肃反扩大化错误，恢复了红三军的党组织，因而从绝境中挽救了这支红军。
　　四、他的更重大的历史功绩是，二、六军团会合后，在他与贺龙、萧克、关向应、王震的领导下，在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两方面都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或者如任弼时自己所说，是保持了朱毛红军的传统的，因而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使六军团发展到1.1万多人，二军团发展到9000多人，合计2万余人。这两个军团是由任弼时与贺龙统一领导的，后来组成二方面军，成为三支主力红军之一（另两支主力红军是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
　　五、任弼时当时没有可能参加1935年1月纠正王明、博古、李德"左"倾路线（首先是军事上的"左"倾路线）的遵义会议，但他从中央的电报中得知遵义会议的内容以后，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1935年11月，他奉命率领二、六军团从湘鄂川黔根据地突围西征。1936年7月到达西康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次长征历时7月余，行程万余里，从桑植出发时有1.7万人，这时仍有1.4万人。会合后，二、六军团与原四方面军的三十二军组成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他任政治委员，后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他同朱德、贺龙、刘伯承等一起，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促使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为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红军的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
　　六、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12月，他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抵制。1938年他被派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向共产国际如实地报告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既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又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力求在抗战中消灭、至少是严重地削弱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的阴谋。因而促使共产国际了解和肯定了中共路线的正确，指出中共在中国的复杂环境中创造性地运用于马克思主义，承认并支持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地位，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七、任弼时于1940年3月返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工作。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43年3月任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书记处的3位书记之一（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另一位书记是刘少奇）。他积极投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肃清先"左"后右的王明教条主义路线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影响，以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去克服和改造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整风运动。
　　他是最早阐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应当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党的领导人之一。1943年6月，他在为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而发表的《共产党员应当地善于向群众学习》的论文中说："理论与实践在我们的学习与工作中，是密切不可分离的。我们天天要领导群众行动，就天天需要理论来指导。这种理论不是凭空想出的，而是从群众中来的，是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把群众盲目的实践，变成自觉的有目的的行动，这就是有理论指导的实践。这就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真正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真正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22年来，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就是用这种方法创造了一套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并在不断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增添新的东西。""因此，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便不止是去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同年7月，刘少奇、朱德、王稼祥在纪念"七一"的论文中，8月，周恩来在从国统区返回延安时的欢迎会上的演说中，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也作了同样的或类似的阐述。
　　1945年4月23日，任弼时在党的七大开幕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党奋斗了24年，到今天已经成为这样巨大的力量，要依靠它来决定中国的命运。这表现了24年奋斗当中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24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我们应该感到荣幸，我们应该庆贺这个成功。"1944年5月，任弼时参加六届七中全会，根据全会的决定，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在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5位书记（即毛、朱、刘、周、任）之一。
　　八、他在解放战争中，除了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特别是1947年3月到1948年3月转战陕北期间，尤其是当党中央驻在西柏坡时的战略决战阶段，中央书记处几乎天天晚上开会讨论战局）以外，还分管土地制度改革和根据地建设问题。
　　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他为制定从减租减息转变为耕者有其田的1946年的《五四指示》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为纠正1947年底到1948年初土改中的严重的"左"倾错误作出了卓越贡献。1948年1月12日他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中，精辟地论述了要正确地划分农村阶级；要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要注意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方法（应该区别对待地主富农，对地主原则上只应该是在经济上消灭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而不是在肉体上加以消灭、扫地出门，以致引起中农的恐惧与动摇）；应该保护工商业，包括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而不应该采取破坏工商业的冒险的自杀的政策；应该争取、团结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应该明确认识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必须保护他们，争取他们为人民共和国服务，避免对他们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坚决反对乱打人乱杀人和对犯罪者采用肉刑，他说："乱打乱杀与使用肉刑，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封建主对待农奴，军阀对待士兵，才是乱打乱杀与使用肉刑的。100多年以前，欧美资产阶级举行革命的时候，他们就提出保障人权、废除肉刑的口号。资产阶级尚且提出这种口号，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是新民主主义者，我们领导的革命比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们当然应当反对乱打乱杀，反对肉刑。"对人数达到3000万的地主富农及其家属子女，不仅不应乱打乱杀，而且在封建剥削制度废除以后，还应"分给他们以如同农民一样的土地和财产，使其依靠自己劳动来生活，那他们就可以逐渐被改造成为替社会创造财富的、对社会有利益的力量。"

　　毛泽东对任弼时这篇理论结合实际的、很有说服力的讲话非常赞许，将它稍加修改后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执行，并在报上公开发表，从而使土改工作迅速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在这以前，任弼时早在1944年11月4日对八路军南下支队的讲话《南下的方针与任务》中就特别提到要记取历史教训，不要乱杀人。他说："过去在湖南老苏区给了老百姓一个印象，他们觉得共产党好倒是好，就是杀人杀得厉害，如在湘南暴动时烧了很多房子，杀了很多人，在苏区之内也杀了很多人，老百姓对于我们有恐惧心理。""我们不要乱杀人，我们应该检讨过去苏维埃时代杀人杀得太多"。
　　九、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未来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建设问题上，任弼时也提出了许多深刻而富有远见的思想、观点。他早在1943年1月7日所写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演讲中就指出："在我们掌握政权之后的基本任务，除开保持这一政权，使之不受敌人侵袭以外，就是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重要的是经济生活。只有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使人民丰衣足食，然后政府才能富足，更有力量去进行其他建设事业；也只有在人民更加丰衣足食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加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更加发扬人民拥戴这个政权和参加其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
　　他在1944年4月所作《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的演讲中，进一步指出，革命就是为了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就是为了建设，为了发展生产力。他说："哪怕只在部分地区取得胜利，例如内战时期的革命根据地，目前的抗日根据地，在我们面前就提出了建设新的社会制度的任务。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为着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为着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巩固的基础。""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就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主要的就是讲的这件事，就是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毛主席的指示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即革命是为着建设，而建设的根本就是发展经济。"
　　他在前引《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中还说："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以优于一切历史上的革命，就是因为只有我们才能采取最为公平合理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的生产力，达到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事做，人人有书读之目的，而不使任何一个人得不到生活的满足。我们这样做，首先是使劳动人民得到满足，其次也使地主分子得到生活出路。"
　　十、为了争取全国革命胜利和在革命胜利以后进行经济建设，任弼时强调地提出了要加强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和注意搞好党在执政条件下的建设工作。早在中共中央作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以前的半年，任弼时在1943年1月7日所作《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的演讲中，就在实际上阐述了党的正确领导方法是走群众路线。他说："如何才能使党的主张真正地代表人民的意见呢？就是要我们的党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武器，真正与人民有密切的联系，根据群众的需要，按照群众的觉悟程度（必须与尾巴主义区别开来），而提出主张与政策；同时又要通过群众去实现它，使群众真正认识与接受党所提出的主张，并为〔实现〕这个主张而进行斗争。"他又说："官僚主义倾向表现在制定工作计划之前，并没有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并不是从实际的可能条件出发，并没有依据群众的需要和觉悟程度，而是凭着自己脑子里的想当然，凭着一种大概的估计而制定出来的。"
　　他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有许多要反对要肃清的东西。用什么办法去反对，去进行斗争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大家来进行批评和监督。这种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应当成为我们肃清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倾向，肃清贪污腐化和反对其他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以及消除对这些不正确思想倾向采取的自由主义态度的一种重要武器。也就是说，要扩大党内的民主，要扩大人民的民主，并运用这种平等的民主精神，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进行反对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倾向以及贪污腐化的斗争。"

　　在战略决战阶段已经开始的1948年9月13日，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加强纪律性有两个条件：第一，全党要有500个懂马列的干部，干部掌握了马列，即能保障政策统一的执行……如每个县委能有一人掌握住政策（毛泽东：故须3000个〔懂马列的〕干部），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普通干部也要提高，主要靠这3000人。这3000人主要进不成学校，必须挤时间学习。第二个条件就是建立制度，制订法令，如逃兵处理条例，人民法庭条例等等。我们不如陈瑾昆那样讲法制，但没有法律不行（毛泽东：我们有些共产党员没有守法精神。对我们的法也不遵守）。我们要有大法，还要有小法，大法管小法，还可由老百姓议若干公约，但要有统一的法。军队、机关中也必须有制度，制度定下必须遵守。"
　　他又指出："在直接作战的区域，需要在块块内集中，过去强调一元化是对的，而且在这种地方，强制命令的范围也是大些的，但这种强制应该是在民主基础上的……华北解放区现在已有相对的和平，党内党外均应加强民主，建立民主制度，而且制度必须实行。"民主作风是要靠长期培养的，党内必须发展批评自我批评，允许党员说出心里话，则能有真正民主的实质。"他还强调指出要加强党的建设工作："〔党的〕基层组织生活不健全，就不能加强纪律性。党务工作是应加强的，一揽子的工作方法就是混同党与群众。"
　　1949年3月13日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进一步指出，党在执掌全国政权时，加强党的建设特别重要。他说："党的支部及小组除过组织生活、进行教育外，还应当经常检查党员的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这对于改善党和群众联系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要防止因为经常的行政事务繁忙而忽视党务工作的现象。这种情形是存在的，将来更可能发展。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有坚强的人经常注意党务工作，组织部门必须加强自己的组织和工作，不要只忙于登记干部、转发介绍信，而对支部工作、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作风、党员的思想动态等很少注意。纠正这种偏向，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
　　现在，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在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时候，重温任弼时关于要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加强纪律性，要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是特别亲切，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
　　历史是铁面无私的。任弼时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记载在史册上。他的这些丰功伟绩，将鼓舞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满怀信心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振兴中华民族和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而斗争。任弼时的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它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观点在现在和今后长时期内，都将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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