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任弼时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 —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在这场空前的民族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两个严峻的事实：一是作为炎黄子孙，必须以对民族的高度忠诚，推动全国人民同蓄谋已久、妄图并吞中国的强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二是捐弃前嫌，和10年来奉行军事"剿共"的国民党再度合作，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保持政治上的警惕性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在斗争中发展自己。如果说在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中共对于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还缺乏足够的认识，那么在此以后，中共中央以毛泽东的思想、路线为指导，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在抗战中理论上已臻于成熟，其标志是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这是党内许多高级干部集体智慧的结晶。
　　抗战初，任弼时随同朱德、彭德怀率八路军三个师开赴山西前线，开创了敌后抗战的新局面。不久，他受中央指派赴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的负责人。1940年春，他回到延安，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书记处书记，党的七大后，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五人组成的书记处，是全党最爱戴的领导集体。恩格斯曾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①任弼时在坚持持久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进根据地和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的理论贡献，正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源于实际，指导实际，把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丰富了毛泽东思想。
　　来自抗日前线的持久抗战强音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的决议指出："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洛川会议后，任弼时以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前方分委秘书长的身份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八路军三个师进入晋东北的恒山和五台山地区。依托山区有利地形，以机动、果敢、迅速、秘密的运动战首战告捷于平型关，接着深入太原以北的忻口地区，以猛烈的游击战破坏日军的交通运输线，打其增援，断其辎重，使4万日军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八路军总部派出一大批干部，深入战区和敌后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组织游击队、义勇军和各种民众抗日团体，使进入山西的敌人处于八路军游击战争的包围中。到1937年底八路军已由出动时的3.4万多人扩大到9.2万多人，并且在地跨40多县、人口约五六百万的晋察冀边区建立了统一战线的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了地方武装，开创了敌后抗日的新局面。依据这些事实，任弼时在1938年1月和2月先后发表了《山西抗战的回忆》、《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两文，总结山西抗战的经验，对持久抗战作了具体的论证。他指出：
　　第一，抗日战争是"一种弱国劣势兵器的军队与优势兵器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军队作战"，初期部分国土陷落"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而平型关和忻口战斗的事实，却"隐伏着"中华民族最后战胜强敌的"胜利因素"。他揭示：组织完备、训练有素的日军"并非是不可战胜的敌人"，他步兵的攻击精神"并不旺盛"，运动起来"很迟钝"，在轻敌观念下疏于"侧后的警戒"，有许多"可乘之机"。中国军队以游击战和正规战相配合，使敌每前进一步，要付出很大代价，"而且占领的地区只限于交通要道和城市，大块地区仍然无法统治"。持久抗战将成为中华民族"战胜敌人的保障"和"民族解放的基础"。②
　　第二，抗日战争是"一种自卫战争，也就是一种革命的战争。只有动员起全民族的力量，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能获得最后胜利。"③面对日军的暴行，战区和敌后的同胞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承担大量的战勤工作，这是"持久抗战中军事、财政和其他种种力量产生的主要源泉"，也是抗日的政党和政府的依托力量。
　　第三，游击队运动是支持抗战"重要的辅助力量"，在敌占区则是"主要斗争方式"。随着战争的持续，游击队将发展成为可以集中进行较大规模运动战的"较为正规的军队"，不但能在敌后保持大块的根据地，"而且要迫使敌人不得不分散强大的兵力，去对付其后方的抗战力量"。敌后根据地，是军民合作持久抗日的"巩固的堡垒"。
　　任弼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辩证的分析方法，明确地告诉人们："这一切的总和就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④如果看不到这些力量的成长与壮大，就会对抗战"陷于悲观与失望。"在中国抗战力量逐渐增长、巩固和壮大的同时，日本方面却因战线延长，兵源不足，兵力分散，财政困难，士兵和国内人民厌战反战，以及国际上的孤立等等因素，战场形势将由进攻转为对峙，再进而被迫缩短战线，集结兵力，准备退路，届时"我们就开始大规模战略反攻"。反攻的形式，或"困敌于主要城市和战略要地"，最后将其"歼灭或消灭"；或由于"敌国内部的革命变乱，而逼使其退出；或加上同情于我之列强的逼迫，而使之最后归于完全失败"。任弼时说："这是一种可能的转变过程，然而是最艰苦奋斗的过程。"⑤

　　当1937年11月上海、太原相继陷落后，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退，失败主义的乌云笼罩中国之际，任弼时的文章，见微知著，透过现象揭示本质，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意义上，阐明了在持久抗战、全面抗战中，敌我力量消长的轨迹。这是从前线发出的持久抗战的强音，是对坚持抗战的人们的兴奋剂和对悲观论者的清醒剂。同时，也为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所作的著名讲演《论持久战》丰富了现实的论据。
　　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保障
　　在论证持久抗战的胜利前途时，任弼时说："如果中华民族不能更坚固地团结一致，不能坚持艰苦的长期抵抗，而受日本挑拨阴谋的陷害，也可以产生不同的悲惨的发展结果。"核心的问题是坚持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
　　1937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任弼时分析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表示要准备抗日的新动向，对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的新形势作了预测：一是，由于日本侵略，促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大部分转向抗日"，尽管蒋介石还抱着抗日和妥协的"中间立场"，但只要日本不放弃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国民党抗日的"基本的趋势是会向好的方向转变的"。二是和大革命时期不同，中国共产党已经有武装，有地区政权，有革命战争的经验。国民党害怕革命，"必将到处来限制我们"。限制和反限制是今后斗争的主要内容。三是中共中央顾全大局，停止苏维埃运动，以实现民主共和国为抗战期间的奋斗纲领，这有两种发展前途："或是在共产党占政治优势的情况下，维护工农利益，"走向无产阶级争取的前途"，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或是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排挤共产党，走向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共产党要在实现民主主义的斗争中"争取和巩固领导权"，实现第一个前途。任弼时认为，这是一项"很大的"、"长时间"的、"逐步地扩大"的斗争。党的中心工作应是：忠诚抗战，巩固武装，争取民主权利，调节阶级斗争，关心群众利益，以及加强党在全国的发展工作等。⑥
　　历史的进程证明了任弼时预言的科学性。1938年5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提交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和在共产国际会议上的口头说明中，他系统地阐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并着重指出了国共摩擦的渊源和如何巩固两党合作问题。
　　第一，以资产阶级为"主要基础"的国民党当它起革命作用的时刻，便靠拢小资产阶级以至工农，逐渐淘汰封建地主和军阀成分，"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工农的政治联盟组织"，当它离开革命时，又与封建地主、军阀势力联合起来，逐渐将工农、小资产阶级"排挤"出去，"专门以反共为主"。大革命以来的事实，证明了它政治上的不稳定性。
　　第二，在日本侵略面前，国民党要抗战到底，"就需要革命的群众力量来支持"，它必须进步，但由于他内部"有腐旧分子把持"，政府机构中"包容着"亲日派、汉奸、托派和主和分子。蒋介石"没有决心将其驱逐淘汰出去"，而对共产党又抱有很深的成见和"自大主义"，不肯以"平等态度相待"，其中的顽固分子还可能从事破坏。这是产生国共摩擦的必然因素。
　　第三，中共中央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是坚定的、长期的。抗战期间，它的任务是团结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汉奸，抗战胜利后还可"共同建国"。这不仅是"策略上的改变，而是带着战略改变的性质"；在统一战线内部只要各党派坚持抗日，"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与批评自由"，矛盾可以"减少和避免"。
　　第四，要使国共合作"能够更加迅速地进步与巩固，就必须更加壮大我们各方面的力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发展游击战争，发展群众运动与共产党组织"。另一方面，要赞助国民党的"复兴与改革运动"，使其内部"能增加大批进步成分，逐渐淘汰腐旧的封建分子，争取内部民主的实现"。⑦
　　任弼时逻辑严密、说理透辟的汇报，使共产国际理解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斗争的复杂性和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必要性。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决议，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季米特洛夫对任弼时及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说："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⑧王稼样回国后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毛泽东后来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任弼时不仅维护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他的基本论断，为完善党的策略，防止和克服右的和"左"的偏向，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起了促进的作用，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

　　革命为着建设，建设的根本是发展生产
　　从1939年冬到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接连两次掀起反共高潮，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停发八路军的饷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企图困死边区军民。1940年3月，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延安时，正逢上边区经济上"最大的一次困难"。⑨毛泽东心情焦急地在致彭德怀的电中说，各根据地的工作中"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是财政经济工作"，如不加整顿，"必遭破产之祸"。⑩
　　1940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由任弼时代表中央领导。从这时开始，任弼时用了很大的精力，和朱德、李富春、陈云等一起推进边区的经济建设工作。
　　10月初，任弼时经过调查研究后，向政治局常委汇报了经济建设的初步方案：一是边区中央局设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中央军委和中央直属机关财经委员会的工作。二是留守部队用官督民运的办法，统一负责盐的产运销工作，实行经济自给。三是三五九旅实行"屯田政策"，生产自给，拨给资金40万元。四是加强边区政府的民政和建设两厅，拨款70万元，用于边区工农业建设和发放农贷。11政治局批准了这个方案。如果说，工作开始时，较多地着眼于解决脱产人员的给养和政府的财政开支，那么不久，工作一步步推进，逐渐面向社会经济建设，发展工农业生产，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探索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完善财政、金融、贸易等方针政策。到1943年底，拥有14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经济面貌为之一新：粮食自给有余，棉花能满足军需民用的一半，许多日用品已能基本自给，24%的农村劳动力已组织在互助合作运动中。边区社会经济面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任弼时概括为两大特点。一是，在经济上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二是，国民经济在私有制基础之上，逐渐由分散的个体经济组织起来，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为一种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毛泽东称赞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力量。"12
　　为了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任弼时反复向干部阐明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关系，力求使理论的力量转化为群众自觉的行动。
　　第一，经济建设是持久抗战的物质保障。皖南事变后，面对国共关系濒临破裂的形势，任弼时对县以上干部说，要阻止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活动，"归根到底决定于我们力量的增长。"假使时局好转，把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建设好，"它的影响可以扩大到全国去"，假使全面破裂，"我们党要在西北创造一个大局面，那时我们就要消灭蒋介石的主力，继续支持抗战的局面。"他还强调：对经济建设"需要我们有远大的眼光和长远的计划"，同时，提出"要建立经济统战工作"，使边区和友区在贸易上互通有无。他告诫："夺取政权固然不容易，但经济建设要比夺取政权难做百倍"，"要有决心大胆地去做。"13
　　第二，经济建设是巩固人民政权的物质基础。任弼时称经济建设是在和平局势下"全部工作链子的一个特别的环节"，"只有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使人民丰衣足食，然后政府才能富足，更有力量去进行其他建设事业；也只有在人民更加丰衣足食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加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更加发扬人民拥戴这个政权和参加其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他强调，"人民政权建立的开始就必须有建设"。"如果没有新的改善人民生活的建设，那人民是不会拥护的。"
　　第三，经济建设是民主政治的实质性内容。任弼时认为：民主建设和经济建设"两者缺一不可"。在边区民选的"三三制"政权下，民主政治的实际内容是通过各项建设事业，特别是经济建设来体现的，"只有提高边区的生产，切实地解决人民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才能巩固我们政权的基础"。只有在进行与领导各项建设事业中，"才能考察政府是否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才能发动群众对于改正边区民主政治中的某些缺点的积极性"，民主政治才能进一步完善。
　　第四，发展经济是共产党人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1944年，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即将到来时，中共中央的战略目光开始转到反攻城市和管理城市方面，4月，在边区高干会议上，任弼时向大家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为着中国的解放与建设。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是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因此，只要没有直接的战争威胁，边区就应把经济建设列为"最基本的、最中心的而且是最迫切的任务"。他向全党提出，必须培养经济建设的干部，"这不仅是为了解决目前的问题，还要使他们专门向贸易、金融、财政和管理企业方面去发展，培养成为建国的专门人材"。这是一个极富有战略远见的指导思想。他郑重地告诫大家："一切只能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的政党，都是不能够获得最后成功而必然要失败的。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败的"。

　　任弼时的一系列论述。对于长期处于革命战争环境的共产党人来说，意义尤为深远，因此毛泽东特将任弼时所作《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的讲演，批示作为"党内高级干部读物"。
　　加强党的建设，培养和锻炼无产阶级的党性
　　毛泽东曾说，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是推动革命前进的"两个环子"。整风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党的建设。1941年8月，中共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局长)，任弼时为副主任，兼党务研究室主任，这是中央指导全国党务工作的重要部门。
　　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国共产党迅猛发展的机遇。长征结束时，全国幸存党员4万多人，而到1941年，抗战4周年纪念时，全国已有党员近80万，八路军、新四军50万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巩固党组织，提高党员的素质，7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毛泽东提议任弼时就党性问题写文章。这就是任《关于增强党性问题报告大纲》(1941年)和《为什么要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1942年7月)两文的来由。
　　为什么把党性锻炼作为单独问题提出来，抗战中迅速壮大的党组织具有什么特点？任弼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剖析：一是党组织的现状。它生存在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最复杂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党员的成分中小资产阶级占了很大比重，加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更有可能影响和侵蚀党员和组织。二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建党二十年来，党中央在政治路线上几经曲折，某些组织、某些党员"尚存在许多不良倾向和现象"。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反集中的分散主义是破坏党的统一和团结的根源。三是，现实的尖锐斗争。由于共产党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当中"重要的决定因素"，日本法西斯、国民党内的反共顽固分子"比过去任何时候还要想出更多的办法来分裂瓦解我们党。"全党思想一致、行动一致，组织上的团结统一，比什么都重要，提高增强党性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
　　任弼时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是通过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为标志来测量的，它包括5个方面：第一，要深刻地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利益是党的最高利益，用无限忠实性和坚定性为这个利益服务。这种忠实性和坚定性应建立在高度的阶级觉悟性和阶级意识的基础上；自觉而不盲从，自动而不受单纯"尽义务"观念的驱使。第二，要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原则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不要不顾实际的情况只唱高调，套公式。不要变成公式主义者、教条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第三，要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党的利益，同违反党性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分散主义等错误倾向作斗争，维护党的统一团结。第四，遵守党的统一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第五，要与群众建立真正密切的联系，通过"领导群众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提高党的威信。
　　在整风运动中，任弼时围绕培养和锻炼党性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
　　关于学习和运用革命理论。他说："这里所指的理论是说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拿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既要反对教条式地搬用词句，又要反对忽视理论的"狭隘经验主义的倾向"，要把群众斗争中的实际经验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从中找出规律，创造性地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毛泽东的一系列著作，就是以多年的实践为基础；从"新条件新环境下正确解决了问题所获得的经验"中抽出来的、适合中国环境的马列主义理论。14。
　　关于无产阶级觉悟性和阶级意识的培养，他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多是从手工业工人、雇耕工人和破产的小资产阶级脱胎出来的，思想意识还未完全无产阶级化，所以，不管党员的社会出身和成分如何，都应首先和自己头脑里的、同时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和错误倾向作斗争。对于党的领导干部，除了要求有较高的理论修养和斗争经验外，"还要求有更加完备的思想方法，在政治上能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来解决他应该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这就要求把阶级立场、思想意识和思想方法三者高度统一，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是否成熟的标志，也是党性的最高表现。
　　在组织修养方面，任弼时特别强调要顾大局，讲团结，守纪律，他说：肩负着历史重任的党，只有"内部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使党团结统一，才能更加发挥我们的力量，才能更加有力量来坚持斗争，才能渡过最困难的时期，走向胜利"。同时，也只有严格的纪律保证，才能使党成为"坚固的整体"，他认为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心思想是"强调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全党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强调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应服从党的中央"。15任弼时的这一系列思想，是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学说的组成部分，他受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委托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集中党的高级干部的智慧、运用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总结党的建设经验的历史性文献，也是毛泽东党的建设学说的集中体现。

　　教条主义者搬运理论词句，不问实际情况，凭借手中的权力发指示，下命令，没有不在实际面前碰钉子的；狭隘经验主义者囿于一孔一得的见虑，没有远见，不能指导革命运动。任弼时善于掌握革命理论的实质，提出切实的要求，推动革命运动前进；又从实际的经验中，抽象上升，丰富革命理论。任弼时在抗战期间的丰富实践和理论贡献，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22页。
　　②③④⑤⑥⑦ 1315《任弼时选集》第139、142、158-159、158-163、132-135、178-186、227、240-243页。
　　⑧ 《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⑨ 12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⑩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0年4月11日。
　　11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记录，1941年10月5日。
　　14《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第8页。

抗战时期任弼时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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