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之争：毛泽东人生中唯一的一次落选 —

    长征时期的毛泽东与朱德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会越来越客观公正。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朱毛之争”，许多人“为尊者讳”而很少言及。然而，追溯这段史实，透过“朱毛之争” 却恰恰可以看出他们的伟大之处。当时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与矛盾绝非狭隘的“权力之争”及个人的荣辱进退，在他们心中悬着的，永远是“党的最高利益”。

    在刘安恭和朱德的提议下，红四军又成立了临时军委。

    5月底，在湖雷召开的前委会议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

    接下来，在6月8日白砂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一度提出辞呈。陈毅被大家推举代理前委书记，并负责筹备红四军“七大”。

    6月22日，龙岩城内，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了。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问题仍未解决。经过一天多的争论，大会通过了由陈毅起草的“七大”决议案。

    这份决议案或许是出于停止争论、加强团结的愿望，“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至于朱、毛去留问题，由中央处置。

    在中央未作决定以前，仍留任前委委员。”

    大会最后改选前委，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这是陈毅所未料到的结果，也是毛泽东未曾想到的。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选。虽仍为前委委员，但落选了中央任命的前委书记。作为红四军的缔造者和最高指挥者，因为探索真理，一时不被人理解而失去了对它的指挥权，这对毛泽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会后，时在病中的毛泽东带着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妻子贺子珍等一行6人黯然离开红四军，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分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7月中旬，陈毅也奉命离开红四军，经厦门、香港辗转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

    “七大”结束了，但红四军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反而更加严峻了。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议论又起，军心涣散，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红四军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时任前委代书记的朱德极力想解决问题统一思想，于9月下旬在上杭召开了红四军“八大”，想借此整顿部队，加强建设，以利于工作和战斗。但“八大”只是“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对一切问题仍“毫无结果”。

    此时，朱德和许多同志一样，已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原则的可贵，红四军的工作的的确确离不开毛泽东，确立政治上的领导中心也离不开毛泽东。就在会议期间，有许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朱德当即表示同意和支持，并由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

    然而，毛泽东却回信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并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不能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八大”了。

    在前委坚持下，毛泽东抱病坐担架赶来参加“八大”。

    不过当他到达时，会议已结束了。此后，朱德为毛泽东找到了上杭最好的住所──上杭临江楼，让他安心养病。经过贺子珍的仔细照料和当地名医吴修山的精心治疗，毛泽东的病情明显好转。

    1929年，对于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之间的关系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毛泽东36岁，朱德43岁，周恩来31岁。他们正处于人生智慧的高度喷发期，在艰难的革命探索与重大的抉择中，他们的关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与磨合。对于“朱毛之争”的尖锐化，周恩来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但另一方面，周恩来出色的调解能力在这场攸关中国革命前途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化解作用。这对于三人此后几十年的关系都有重大的影响。

    周恩来于6月收到毛泽东对“二月来信”的复信后，不仅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毛泽东是在与中央对着干，相反他认为毛泽东的批评不无道理。作为当时中共党内最高军事首脑，周恩来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民主作风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6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站在中央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他表示，“二月来信”中分散红军等说法“是有些毛病的”，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在中央“六大”分散红军的主张，是不知道中国的条件，中央应坚决改变分散红军的原则。

    8月下旬陈毅辗转到达上海，向中央政治局做了忠实的汇报。最后，周恩来委托陈毅代中央执笔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信中对朱德、毛泽东二人都作了恰当的批评，同时决定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

    在和陈毅面谈中，周恩来又谆谆嘱咐陈毅，回去后，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会议，澄清思想，分清是非，统一认识，最好能做出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

    陈毅对周恩来心悦诚服。多年后，陈毅还对这件往事记忆犹新，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到上海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当他怀揣“九月来信”和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的口头指示回到红四军后，看到毛泽东给红四军“八大”写的“打倒陈毅主义”的信时没有半点委屈，而且还诚恳地承认和检讨自己的错误。朱德也十分诚恳地表示:“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毛泽东)回来。”并和陈毅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正式表达了他的诚意。

    毛泽东这一次对周恩来也非常佩服。

    在接到陈毅的信和中央指示后，顿时尽释前嫌。尚未痊愈的毛泽东于11月26日心情舒畅地来到前委所在地汀州。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位革命巨人重新握手言欢了。11月28日，毛泽东欣然给中央写报告说:“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完全遵照中央和周恩来“召开一次会议”、“有一个文字决议”的意见，于12月28日和29日在上杭古田举行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毛泽东做了政治报告，朱德做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形成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经过大会选举，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在解决“朱毛之争”的过程中，周恩来充分显示了调解矛盾的能力。他在处理“朱毛分歧”时，不是改组，也不是改换领导人，而是一再强调要加强前委的领导，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威信；尽管周恩来作为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在当时与朱德的个人关系无疑更亲近一些，但对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纠纷，他不偏袒任何一方。

    重修旧好的朱毛红军再次焕发了新的战斗活力，重新开始了“风卷红旗过大关”的辉煌征程，连续击退国民党的第二次“会剿”和第一、二、三次“围剿”。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到瑞金叶坪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并在1930年10月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眸20世纪的历史长河，朱德与毛泽东之间同志加兄弟的友谊是为世人所瞩目的。在今天好多人的印象中，似乎从1928年到1976年的48年间，朱毛一见如故，没有红过脸。其实，只要打开中共党史的坎坷长卷，我们便会发现，当年红四军之中，曾发生过一场事关整个红军命运的“朱毛之争”。这场争论，不仅给朱毛带来“处分”，还引发了毛泽东的“出走”。但就是这场争论，推进了革命，同时也显示了两位历史巨人的思想境界。

    对于这场争论，国外史学界曾渲染得扑朔迷离，国内许多人却由于种种原因对此不甚清楚。

    现在，肖思科同志与党史学界及许多历史老人进行了广泛接触，将这段“特别重要”的历史撰写成文，收录于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知情者说》中。现摘录如下。

    1929年2月，工农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毛泽东与军长朱德对执行中央“二月来信”产生了意见分歧，进行了“笔墨之战”。为解决争论，6月22日，代理前委书记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批评了“朱毛两同志都有着同等错误”，“给予毛泽东同志严重警告，给予朱德同志书面警告”。

    9月下旬，由朱德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本想解决“七大”没有解决的一些争论问题，但毛泽东没有来参加。在此期间，中央根据陈毅的汇报，发出了“九月来信”，撤掉了“二月来信”，要求红四军前委纠正错误，并指示毛与朱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任前委书记。朱毛得知“九月来信”后，紧紧拥抱在一起。

    1928年4月下旬，经过湘南起义，已拥有中国工农革命军一个师和万余农军的朱德同井冈山工农红军第二团会合后，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与毛泽东率领的井冈山主力会师。工农革命军的两股力量从此汇成一股——朱毛的红四军，朱德任军长。红四军成立不到半月，便召开第一次红四军党的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军委书记，兼任红四军党代表。5月初，湘赣特委成立，毛当选为特委书记，统一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对敌斗争。红四军军委书记由陈毅担任。6月，原中共湖南省委前委恢复，朱毛等人当选，毛为书记。特委、前委、军委，几乎一套人马，三套班子。这反映了当时革命组织的不断建立，同时也为后来矛盾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8月下旬，井冈山收到中央于6月4日发出的《中央给前委的指示信》。信中同意湘赣边界的军事割据。同时对于前敌指挥机关，“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并指定前委由 “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前委下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此信基本上明确了边界、红四军的领导组织和职权范围。

    1929年1月24日，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兼前委书记毛泽东，率井冈山3600多人向南远征进而扩大红色根据地的空间。

    2月初，红四军前委在一个叫罗福嶂的小镇召开会议，通过了一个决定：军委机关改为政治部，权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领导军队及各级党委。许多人举手表决同意了，但也有人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也就在这时，前委收到中共中央2月7日的一封来信。这便是史称的“二月来信”。信中不仅要红军分散，还要调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去学习。朱德锁眉不语，毛泽东背着手气呼呼地踱步，并不时地埋怨道：“瞎搞，不切实际的指挥。这是要把这支部队葬送掉。”他丢掉烟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说：“我不离开！不走。拿轿子抬我也不走！”见毛泽东对中央来信这个态度，朱德没有吭声。

    他陷入深深思索。“在红四军的中央执行派是朱军长！”部队中不久就出现了性质较为严重的议论。这是山雨欲来的前兆。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会议，不料因为设置军委机构成了导火索。一场意想不到的争论，把朱毛推到前台……

    新任临时军委书记是自上海来的中央军事部派遣干部刘安恭。作为中央军事部的“大员”，他与主持军事工作的朱德有更直接的工作关系，并有不少共同的经历，所以就多一些交往。上任几天，刘安恭对毛泽东抵制中央分散部队和让朱毛离开部队一事，简单地用“执行”与 “非执行”来判断是非。所以他断言道：“军队现在有两派人，一个是拥护中央派，一个是反对中央派！”战火由红四军的组织绵延到个人头上。朱德和毛泽东便成了两派的代表人物 ……

    6月8日，红四军为暂避一股强敌隐入一个叫白砂的地方待机时，前委准备召开会议进一步解决业已存在的红四军中的问题。会场选择在一所旧校址里，一纵队的林彪司令员人马未到，却有飞马送到一封快信，写明送毛泽东的。毛泽东展开这封林彪亲笔来信，脸上表情是复杂的。如期举行会议，林彪的信已在几位主要前委委员手上传阅。当传到陈毅手上时，他面部肌肉在抽搐。这封信对朱德进行人身攻击。一串串文字浓笔重墨落在白纸上：“封建关系” 、“无形结合派”、“政客手段”、“卑污行为”、“阴谋”等。陈毅把目光投向朱德军长，朱德很坦然，他像一尊雕像静坐在那里，正专心地听取大家的发言，仿佛没见这封他刚读罢的信。

    大家谈论军委机构，众说不一，各方纷争。也就在这时，林彪发言了。“刚才大家看了我的信，这封给毛同志的信就是专为军委问题而写的。”他放言成立军委是朱德的“阴谋”，是 “希望成立军委以脱离前委羁绊”，并进一步攻击朱德“用手段拉拢部下”云云。在这次会议上，刘安恭也搬出教条据理力争。白砂会议上，前委形成了一个重要决议。会上，通过了撤销临时军委的决定。
     “军委恐怕还是得要，没军委怎么能行呢?”朱德很担心，因为中央对红四军成立军委有指示。

    “有其名无其实，要也没用！”毛泽东仍然血气方刚。红四军的部分将领因两位领导人的分歧开始了沉闷。

    毛泽东致信前委，一向沉稳的朱德也不甘示弱。朱德就在前委会上针对其一条一条地辩。陈毅作为与朱毛心灵相通、朝夕与共的同志与朋友，只得在朱毛之间进行疏通。但是，此时已不仅是做朱毛的工作，红军党内也已显分歧，势必要召开全体红四军党代表大会来彻底解决了。

    召开“七大” 的提议，毛泽东同意，朱德拥护。而作为争论双方，朱德不便以代理前委书记出面，前委乃决定陈毅代理前委书记，负责筹备“七大”工作。

    6月22日，龙岩城内，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了。在沉重的气氛中，陈毅代表前委对前一段工作，特别是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了报告。嗣后，允许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林彪在争论的关键时候又站了起来。他在白砂会议前，给毛泽东写的信，在部队中已经传开。这时他又一次说：“朱德同志用手段拉拢部下，他支持军委攻击前委，是因为他觉得比不上毛泽东同志，又无别的解决办法，所以，想成立军委以脱离前委的羁绊和管束，这是不对的。”“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这是在栽刺害人。”一纵队二支队党代表高彭山站了起来。陈毅见战火骤起，他把话打断：“这是党的会议，不是骂大街。”他把高彭山批评了两句，转而又说：“林彪同志你也不对。党的问题，应当向组织报告。写信给私人，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再说你信中那些说法也有不对的，有些未免过分估量、失之推测！”

    朱、毛在会议之初，基本上保持着沉默。白砂会议之后，前委决定在红四军“七大”之前，由朱、毛“各作一篇文章，更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意见”。

    大约一周之后，毛泽东提笔写了一封长信，借给林彪回信名义，表达了近日的思考。他将这场争论提到一个非常的高度：“争论的问题，不是一个人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时暴露出来。其实，从前的隐蔽是错误的，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毛泽东在信中强调多次的有人“与党争权” ，指的就是朱德。毛泽东把当时的交锋归结为14个方面，而核心则是红军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问题。这封洋洋万言的题名《给林彪的信》，经审订后，已全文刊登于《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七大”会议前夕，毛泽东这封信，还有林彪一信，刊登在当月前委的机关刊物《前委通讯》上，与这两封信同时登出的，还有一封朱德给林彪的信。

    朱德的信中也有许多极重要的内容，如他对“党管理一切”提出了质疑，认为这势必导致“以党代政”。“朱毛之争”在这一阶段变成了一场“笔墨之战”。

    朱毛来信同时也成为“七大”会上议论的“热点”。陈毅不得不直面这场冲突了：“矛盾公开了，实际上这就是你们朱毛两人的矛盾。”“你们俩都是大国。一个秦、一个晋，我是两国之间的小国，跟谁都不合适。”“我不能助长分裂，党不能分裂，军队不能分裂，只能加强团结。还是和为贵。应该说，你们都有错误，都有责任。”陈毅简单综述这次争论，然后提出批评：“朱、毛两同志在党内外负责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种观点与意见不同互相猜忌、互相怀疑，又不提出来批评交由党解决，以致造成这次党内严重争论问题，给党以不好影响。”接着，他对两人各打五十大板：“朱毛两同志都有着同等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责任。”“根据大家发言意见，给予毛泽东同志严重警告，给予朱德同志书面警告！”

    据几位参加 “七大”的老者讲，在会上毛处于被批评、质问的状况。所以，在会上，毛一反平时说话尖刻、批评严厉及善于争辩的常态，而克制又克制把一切火都压在肚里了。而朱也一反常态，由平时很少说话，不善言词而变为无法容忍，作了长篇发言，不少观点得到下面的同情与支持，有些话讲得也很精彩。如针对军委与前委哪个重要，朱说了“你在哪里哪里就重要”等。

    会开成这样，毛泽东已几乎无话可说：“大家都说了，我说什么呢?”说到这里，他望了一眼朱德和陈毅，继续说： “既然大家不同意我的观点，抓住一些枝叶问题，那我还有什么说的?”他双手一摊。又说：“现在这种情况我实在难以工作，我也不希望在这不死不活的情况下工作，中央曾叫我离开去学习，我现在正式请求离开！”说完，他呼呼直生闷气。全场哗然。继续开会，陈毅宣布了一个议程：对前委书记进行一次选举。选举开始，当陈毅的票数明显占了上风时，陈毅慌了：“不行、不行，我干不了这个前委书记。”但不管陈毅怎么着急，这已成为事实。

    会议结束时，朱毛情绪似乎更加低沉。

    1929年的夏天，就在“七大”结束不久，交通员送来消息，国民党当局重新组织的“三省会剿”的前卫部队，已临近了长汀。

    红四军获得这个情报已晚了些。尽管已晚，朱德没有慌张。“快召开前委会，确定御敌方案。”陈毅说。“会不能在这儿开。”朱德不紧不慢地说： “这事还得同润之商量，听听他的主张。”“好，我们到他那开去！”7月29日，前委进一步摸清敌情后，朱德、陈毅从龙岩赶到上杭蛟洋，同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一起开了前委会议。

    面对外敌，朱毛似乎忘了前不久的内部争论。很快确定了一个由朱毛各带一支部队，兵分二路的扰敌计划。不久，红军把来敌刘士毅一部击溃，并乘胜前进继而又攻下龙岩。最后又一鼓作气打下了闽西中心城市上杭。

    9月下旬，上杭城太忠庙打扫一新，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陈毅这时已转道香港到上海去向中央汇报四军情况。作为主持者，朱德的本意是想解决“七大”没有解决的一些争论问题。另有一个目的就是使毛泽东“光彩”地回来。

    “八大”给毛泽东发了通知，毛没有来参加。“不管怎么样，他要回到工作岗位上来。这是什么事，部队这么紧张，哪能躲在一边任着性子来！”朱德很不愉快。“郭化若，你起草一封信，让毛泽东同志回前委来工作。有问题等中央裁决嘛，你就说是我的建议！”送信人回来了，带回一封毛本人的信：“……我生平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我办不到……我不能随便回来，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是不会回来的……”

     朱德看了很生气，便说：“我给他写信，这说明过去的事我都收回。我们请他回来，而他却转移目标，攻击陈毅……”大家七嘴八舌地嚷起来，认为毛是摆架子。大家一吵，朱德才冷静下来。毛转移矛盾，实际上也是避免同自己的进一步冲突。都想坚持主张，而不伤对方，这说明大家还珍惜这份感情。

    两天后，毛泽东终于回来了。但会议已经结束。他坐在担架上，脸色苍白，形容消瘦，说话声音很弱，这回他真病了。大家见状，深为同情。朱德说道：“润之，看来你身体确实需要休息。不过身体一好，你就要马上回来，我们来接你！”“不用接了，”毛疲惫地说：“大家都忙，我什么都帮不上……”

    1929年10月，正当部队进攻梅县之时，一个南洋商人模样的人找到红军司令部，要见正伏案看地图的朱德。

    “啊，是仲弘。”朱德从口音听出是陈毅，见陈毅取掉眼镜，他热泪盈眶： “你见到中央同志了?恩来好吗?”“很好！都见到了，他要我问候你和润之，包括他签署的中央二月来信也撤掉了！”

    “好好好！”朱德十分激动。

    当晚，陈毅在松源军部召开了前委会议，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此时，两广战争结束了。蒋光鼐、蔡廷锴部调至东江，粤军开始了反扑。结果敌人越打越多，情况十分危急。

    部队开始混乱。原收编卢新铭的俘虏兵几乎全跑了，全军损失千余人……部队好不容易收拢，朱德接到毛泽东让闽西特委转达的意见：外线作战不宜远离根据地，仍应坚持在闽西湘南发展，部队重返闽西为好！

    朱德拿着毛泽东的意见，心情沉重地同陈毅说道：“润之这个人是主观了些，但他处理问题还真是有远见卓识。应当说，这一次让他言中了。从这几年的事情来看，中央也有拿不准的时候，部队还是需要像润之这样有主见的人啊！”
   “军长，有你这句话就好了！”陈毅说道。这几天晚上，陈毅把到上海找党中央的过程，找到中央后如何向中央汇报，中央如何批评四军“七大”，周恩来如何组织起草中央“九月来信”，并指示把毛泽东请回来等，一古脑儿地向朱德道来。原来，陈毅转道上海后，很快与中央取得了联系。当时，中央军事部长是周恩来，在听取陈毅的口头汇报之后，并同李立三组织专门会议进行讨论。陈毅在主持“七大”时，的确有“调和主义”倾向。但在向中央汇报时，他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应当说中央获得了准确情况，才有了正确的指示。在上海租界一家旅馆，陈毅的住处在他两个兄弟的掩护下成了秘密集会的场所。在这里，周恩来和李立三与陈毅对四军及朱毛争论进行完整分析后，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起草了中央“九月来信 ”。对于这次争论，中央在信中进一步强调：“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前委立即挽回上述错误影响……纠正这些影响到工作上的严重错误。”同时，也要求红四军前委纠正错误，恢复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在群众中的威信，并指示毛与朱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任前委书记。

    “我没问题！”朱德合上信：“当然欢迎他回来，不过，你欢迎他回来，他愿不愿回来呢?” 说罢，他打开文件柜，取出毛泽东在“八大”后写的那封信：“他有意见的恐怕不止哪一个人。”陈毅看了毛“不打倒陈毅主义我绝不回来”的信后坦然笑道：“这个问题我来解决！ ”

    几个通宵过去，一切事宜都已定夺。陈毅先行去请毛泽东，朱德带部队回返闽西。那是这一年闽西的晚秋，汀州城又恢复到昔日的景象。暮色中，朱德在司令部门口伫立。他刚看了前委秘书谭政为毛安排的住处，就有人喊：“来了，来了！”“润之同志！”“朱德同志！”两人疾步向前，紧紧拥抱。这是井冈山会师之后又一次意味深长的握手。“中央来信了，我同中央不符的地方全收回！”朱德豪爽地说。“咳！我那脾气上来就唬人，就靠你弹压了。你今后还是照老样，否则我一干起来就忘了！” “好！只要你不走了！”

    若即若离还是朱毛不分？朱德毛泽东的关系

来源：中华网
    长毛泽东七岁的朱德与毛泽东的关系远不如年轻毛泽东五岁的周恩来那样亦步亦趋。

    朱德在性格上的随和和政治上的不够敏感使他更象一个温厚的长者。

    朱德的长者风范表现在许多地方。比如他在江西苏区被战友们把小自己二十多岁的康克清嫁给自己后，他几乎没有用“老婆”的规矩来约束过这位甚至曾经做过苏区政府中央委员的万安暴动队员（1）康克清对索尔兹伯里说过，我一直没有给总司令做过饭补过衣，他有自己的警卫员嘛（2）比如他在延安不参与各种政治斗争，反而象是一个农民老汉一样平易近人，受到从百姓到外国人的一致好评，共产国际驻延安记者彼德·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记中多次提及（3）比如在朱总司令五十大寿时毛泽东也曾亲自草联“肚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4）比如在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朱老总因为曾经替彭德怀说话而遭遇了新任国防部长林彪元帅的奚落后不卑不亢，默默承受（5）这样的姿态在到了文革被红卫兵纠斗并被骂作“黑司令”时又出现过（6）而反映朱德在政治上不够敏感甚至不够成熟的表现也有许多。较为著名的一次是与邓小平等一起去参加苏区二十大，面对赫鲁晓夫发动了对斯大林进行批判和揭露的“秘密讲话”，朱德说“这是人家的事我没不要管”，而邓小平迅速表态“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邓的这一表态深受毛泽东赏识。文革中刘邓待遇不同也是因为毛主席说过邓小平在对苏问题上表现过硬骨头相比于邓小平，朱德显然更愿意选择恬淡坦然的民间姿态。

    但即使是这样 ——俗话说“泥有土性”——作为毛泽东在其军事生涯中的第一个具有相当档次的竞争者（余酒度的实际级别和能力太低，在相当程度上算是毛泽东的下级，因此构不成毛的竞争者），朱毛关系仍然表现过足够的跌宕起伏甚至戏剧化情节。从一九二八年朱毛会师到一九七六年双双归去，二人的关系也很值得认真品读。

    回顾朱毛关系史，也是体会二人各自性格魅力和人物风采的一个便捷路径。“军长，有你这句话就好了！”陈毅说道。这几天晚上，陈毅把到上海找党中央的过程，找到中央后如何向中央汇报，中央如何批评四军“七大”，周恩来如何组织起草中央“九月来信”，并指示把毛泽东请回来等，一古脑儿地向朱德道来。原来，陈毅转道上海后，很快与中央取得了联系。当时，中央军事部长是周恩来，在听取陈毅的口头汇报之后，并同李立三组织专门会议进行讨论。陈毅在主持“七大” 时，的确有“调和主义”倾向。但在向中央汇报时，他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应当说中央获得了准确情况，才有了正确的指示。在上海租界一家旅馆，陈毅的住处在他两个兄弟的掩护下成了秘密集会的场所。在这里，周恩来和李立三与陈毅对四军及朱毛争论进行完整分析后，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起草了中央“九月来信 ”。对于这次争论，中央在信中进一步强调：“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前委立即挽回上述错误影响……纠正这些影响到工作上的严重错误。”同时，也要求红四军前委纠正错误，恢复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在群众中的威信，并指示毛与朱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任前委书记。

    “我没问题！”朱德合上信：“当然欢迎他回来，不过，你欢迎他回来，他愿不愿回来呢?” 说罢，他打开文件柜，取出毛泽东在“八大”后写的那封信：“他有意见的恐怕不止哪一个人。”陈毅看了毛“不打倒陈毅主义我绝不回来”的信后坦然笑道：“这个问题我来解决！ ”

    几个通宵过去，一切事宜都已定夺。陈毅先行去请毛泽东，朱德带部队回返闽西。那是这一年闽西的晚秋，汀州城又恢复到昔日的景象。暮色中，朱德在司令部门口伫立。他刚看了前委秘书谭政为毛安排的住处，就有人喊：“来了，来了！”“润之同志！”“朱德同志！”两人疾步向前，紧紧拥抱。这是井冈山会师之后又一次意味深长的握手。“中央来信了，我同中央不符的地方全收回！”朱德豪爽地说。“咳！我那脾气上来就唬人，就靠你弹压了。你今后还是照老样，否则我一干起来就忘了！” “好！只要你不走了！”

    若即若离还是朱毛不分？朱德毛泽东的关系

    来源：中华网

    长毛泽东七岁的朱德与毛泽东的关系远不如年轻毛泽东五岁的周恩来那样亦步亦趋。

    朱德在性格上的随和和政治上的不够敏感使他更象一个温厚的长者。

    朱德的长者风范表现在许多地方。比如他在江西苏区被战友们把小自己二十多岁的康克清嫁给自己后，他几乎没有用“老婆”的规矩来约束过这位甚至曾经做过苏区政府中央委员的万安暴动队员（1）康克清对索尔兹伯里说过，我一直没有给总司令做过饭补过衣，他有自己的警卫员嘛（2）比如他在延安不参与各种政治斗争，反而象是一个农民老汉一样平易近人，受到从百姓到外国人的一致好评，共产国际驻延安记者彼德·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记中多次提及（3）比如在朱总司令五十大寿时毛泽东也曾亲自草联“肚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4）比如在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朱老总因为曾经替彭德怀说话而遭遇了新任国防部长林彪元帅的奚落后不卑不亢，默默承受（5）这样的姿态在到了文革被红卫兵纠斗并被骂作“黑司令”时又出现过（6）而反映朱德在政治上不够敏感甚至不够成熟的表现也有许多。较为著名的一次是与邓小平等一起去参加苏区二十大，面对赫鲁晓夫发动了对斯大林进行批判和揭露的“秘密讲话”，朱德说“这是人家的事我没不要管”，而邓小平迅速表态“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邓的这一表态深受毛泽东赏识。文革中刘邓待遇不同也是因为毛主席说过邓小平在对苏问题上表现过硬骨头相比于邓小平，朱德显然更愿意选择恬淡坦然的民间姿态。

    但即使是这样 ——俗话说“泥有土性”——作为毛泽东在其军事生涯中的第一个具有相当档次的竞争者（余酒度的实际级别和能力太低，在相当程度上算是毛泽东的下级，因此构不成毛的竞争者），朱毛关系仍然表现过足够的跌宕起伏甚至戏剧化情节。从一九二八年朱毛会师到一九七六年双双归去，二人的关系也很值得认真品读。

    回顾朱毛关系史，也是体会二人各自性格魅力和人物风采的一个便捷路径。

    一、会师秘史

    朱德虽然年长毛泽东不小，在党的资格可是差了太多。在旧军中颇有一些经历的朱将军，在其思想上迷茫时动了入党的念头，却首先在陈独秀那里碰了钉子。幸亏在国外遇到了性格中正、思维灵活的周恩来（7），才算进入了党的组织。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论，朱德的党内资格倒与为毛泽东介绍入团的刘少奇相近。

    在参加南昌起义之前，朱总还一直不算拥兵自重者。可正是在南昌起义中，他的军官教导团起了相当的作用。而在南下失败后在诸多大员（如周恩来）纷纷离队、诸多将士（如当时还是共产党员的文强（8））纷纷退出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收拢残余，算是再一次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位军人的责任感。

    不过必须说朱将军的政治智慧还不能说是特别地强大。他所采用的当年张献忠和当前诸多败军之将所习惯采用的养兵之策，即把自己手下的将士编入老朋友范石生的队伍中以求暂时的生存的作法，虽颇显旧军传统的实用性却与“党性”坚定性有违。尤其与把秋收起义队伍带上井冈山的后来被认做是正统做法相比，接受 “收编”的作法实在有点“投机”之嫌，不管这样的收编其实上保留了多少独立性——当然，当以后他率领的整个红军队伍也主动地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后，他的这一有争议的作法明显可以得到谅解。

    但是至少，这样的做法让朱德自己的心理也染上了一些不那么理直气壮的感觉，他用参与和组织湘南起义尽力弥补了自己的不安（9）。在接到有关方面要求他与井冈山的毛泽东会师的指令（10）后，他率领着南昌起义余部和八千农军上了井冈山。在这中间，在朱的队伍中的毛泽覃和在毛的队伍中的何长工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井冈山会师产生了中国红军史上的第一支正规军队，虽然其番号选的是“第四军”这样一个有着光辉前史的称号（11） ——后来，在另外两个根据地也有两支红军选择了这一番号（12）。

    红四军（以及以后由红四军为基础扩建的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被称作“朱毛”红军并由毛泽东出任一把手（党代表），虽然毛在井冈山的基干队伍明显不如朱所带来的队伍要强大——一则是毛的队伍的人数不如朱的多，一则是毛的队伍的主干是武汉警卫团而朱的队伍的主干则是叶挺独立团。这一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朱毛交往中的强弱势状态。以后二人所发生的一些大大小小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毛泽东的“霸道”——连朱德这样的谦和长者都不能做到与毛的和平相处，可知这种霸道到了什么程度。有人回忆，当刚到江西苏区的周恩来听人说起毛泽东在井冈山时对负责后勤因为没有安排好住处的杨至诚破口大骂时，他对毛泽东与苏区同事们的关系特别紧张的现状有了一定的理解（13）。但是必须指出，这种霸道是以毛泽东强大自信和强大的成功率为基础的，虽然形式上有些激烈，倒也可以理解。在战争时代，这样的雷厉风行在更多的时候反而有助于效率的提高，动辄骂娘和要枪毙人的将军比比皆是——比如彭德怀，温温吞吞的性格反而是有害的。

    二、井冈离合

    井冈山会师不久即发生了湘南农军南返的故事。

    这一方面是因为井冈山的资源有限养不起多达万人的队伍，一方面也是因为宜章等地农军更想回本土作战（黄克诚和肖克在这些队伍中）。

    但后来原朱德所部的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执意南下，却并不完全是因为湖南省委杜修经们的鼓动所致。这从毛泽东率一个营前往湘南接应失败后的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已经因被偷袭而成建制击溃）时对手下队伍极力强调不要对二十八团战士恶言恶语的训令中隐约感受到二支队伍整僵后所存在的不和睦（14）。因为这次悲剧性的分兵，井冈山根据地蒙受了因“八月失败”而遭遇了强大的打击。这也直接导致了一九二九年一月朱毛红军三千六百人的外线作战——从此，朱毛红军再也没有回过井冈山。

    三、七大风波

    中央派来的 “军事人才”刘安恭的到来以及林彪与毛泽东关系的日益紧密，终于间接地导致了红四军历史上十分有名的七大风波。互相指责为“政治小鬼” 的非组织行为（甚至可称这宗派行为）和刘安恭不负责的“挑拨”，让朱毛之间甚至陈毛之间相互猜疑，这种将帅不和也表现在一次36：5投票取消前委和一次重新选举前委后毛泽东落选的 “民主选举”中。

    朱德被毛泽东说成“单纯军事化思想”和极端民主化，陈毅则被称作“陈毅主义”。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回信中表现出了显然是对朱陈的极大失望（15）。对刘安恭的看法也很能表现朱毛的不同立场。一九三六年，毛在接受斯诺采访时对刘安恭颇不以为然（16）。而朱德则在后来接受史沫特涞采访时称刘安恭为一个 “优秀的指挥员”（17）。“好”在这位刘司令员（刘安恭时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在进军东江时牺牲了（47），否则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插曲。

    中央和周恩来的支持通过陈毅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体现出来，毛泽东有了用自己的思想整顿红四军的合法权威。红四军九大（也叫古田会议）的召开以朱陈的服从结束了朱毛之间又一波的矛盾。在这之后，陈毅虽然被毛泽东挽留，但仍然算是淡出了红四军中心决策层的三人组（18）。后来的陈毅先后任红二十二军长、赣西南负责人、军区司令员等职，仍然受到重用但不再算是大帐里的赞画军机者。也许就是从这以后，陈毅的“级别”不再比林彪要高——因为在此后不久，林彪成为红四军军长（主要由原红二十八团组成）、伍中豪成为红十二军军长（红十二军的班底是原来的红三十一团），而红二十二军是后来组建且并不是红军主力。

    四、富田分歧

    1930年12月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与刘敌率红二十军移师永阳，并拘捕了湘赣苏区的部分人员（19）。

    毛泽东力主平叛，并写下那篇著名的“讨逆檄文”（20）。但据菲力浦·肖特的《毛泽东传》披露，朱德拒绝签署命令（21）。不过，在史沫特涞所著描写朱德生平的《伟大的道路》中说，朱德对富田事变的否定态度是很坚决的（22）。

    从日后的红二十军缩编为一七五团的史实看，红军之间有可能真的发生过冲突。这一“内战”也曾被写进某些文字材料中，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中也有引用（23）。但这种冲突肯定不会很大，否则应该有较为明确的史料述及。红军之间终于没有大打起来，应该与朱总司令的拒签命令有关。

    五、宁都中立

    以上的事实至少说明一件事：朱毛的关系既不是特别的亲密也不是特别的疏远。二人在更多的时候保持了一种君子间的淡泊。所以我的题目用若即若离：既不是无条件的不离不弃，也不是势如水火。

    在“剥夺了毛泽东的兵权”的宁都会议上，朱德的态度耐人寻味。到江西做过调查或接触过宁都会议秘档的某些人说，在整个宁都会议上，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只有王稼祥一人（24）。最能感受到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霸道”或“自主”作风的周恩来和朱德，都并不象后来记述的那样坚持认为支持毛泽东。

    事实上，通行的那种记述是有问题的。前后方各有四人，如果只是后方四人提出对毛泽东的不信任案而后方战友表示对毛泽东的支持，4：4的结果不可能让毛的兵权被罢免。纵是刘伯承在当时十分活跃地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术（25），可他并没有在苏区中央的发言权。从心理和关系场景上分析，周朱也不会在有后方中央即项英、任弼石等的坚决态度下“力挺”毛泽东。

    最为合理的解释，朱德一如在遵义会议上一样，表现了稍稍偏向于主流的中立。

    六、遵义附和

    朱德在遵义会议上的态度，可以用他对张国焘的话来推断：老毛在游击方面有长处，我们想让他出来搞一搞（26）。

    据杨炳章的研究，这未尝不是洛甫、博古、周恩来的想法（27）。越来越多的资料让人设疑：遵义会议也许并不象人们想象以及李德、索尔兹伯里描写的那样是毛泽东“担架上的阴谋”（28），它压根就是博古们的一个权宜之计：搞得好就搞，搞不好就解散。红一方面军是毛泽东的家底，他想保留这支队伍的心思应该最重。而据研究，长征路上，洛甫确实表露并实施过解散队伍后继续从事地下工作的念头（29）。而对于朱德来说，换出毛泽东来与自己共同把二人的根本队伍红一方面军带出困境，至少要比让李德这类人打光要好。
    七、与狼共舞

    没有多少心机的忠厚长者与张国焘在一起的一年到底是如何相处的，也许并不象毛泽东想当然也是给朱总面子的那种说法——“他肯定不会同意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并和他做了坚决的斗争”——那样肯定，也不会象某些人想象地那样完全倒向张国焘。但从结果来看，从以后朱德的军政权力越来越成为点缀来看，他与张国焘的一些交往还是让毛泽东感觉不满。不管这种交往是被挟迫还是自愿。

    事实上，红一方面军留在红四方面军的诸多将领都受到了这种怀疑。如董振堂、何长工、肖克、罗炳辉等。口无遮拦的董军长牺牲在西路军的战斗中，而其他数位也有过不被重用的短期历史（30）。陈伯钧应该是一个例外，因为他有过实实在在同张国焘进行抗争的记录（31）。

    但是无论如何，朱德在与狼共舞中存在了下来，这比什么都重要。尤其是与反对张国焘而被“清洗”的曾中生等人相比，朱德与徐向前们一样是幸运的。

    八、主席易手

    身为红军总怀念的朱德是尴尬的。因为同时身为中革军委主席的他，却无时不受到军委负责人的领导。这个军委负责人在江西时是周恩来，而身为三人团骨干的周恩来在名义上却只是军委副主席，但却主持军事大计；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又成为新的红军总政委兼理中革军委日常事务的张国焘的“部下”。这种名实不统一的现象，在一九三六年三个方面军会师后终于有所改变：毛泽东成为新的中革军委主席（32），这位纵使不是主席都要坚持负责的强人终于有了响当当的合法性，而朱德专任总司令也就用不着接受自己副手的指挥了。

    到了延安的朱德经历了与张国焘的惊险交往变得更加随和，他越来越符合他的年龄：安于天命。

    九、洛川立场

    在决定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策略的洛川会议上，朱德似乎没有很强烈地支持周恩来、彭德怀坚持要打运动战的想法。他在与毛泽东的长期交往中越来越认可了一个事实：造成不要反对毛泽东。这一方面是党纪和党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和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有关——更何况，毛泽东一次次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服从真理本来就是朱德入党的根本信念（33）。

    十、朱彭合作

    抗日战争中与彭老总共同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同样霸道且强悍的彭老总面前，长者朱德再次沦为一个配角，或者救火队员。不过，再与阎锡山、卫立煌等的官方往来中，朱德的资历和威望不可小视。电视剧《八路军》中有一个镜头很能表现朱彭间的有趣关系：彭总不同意一件事并气愤地退出，而朱德赶紧和颜悦色地去作他的工作（34）。这个时候的朱德，早就已经修炼地顺其自然了。

    十一、工校 “杂役”

    七大后朱德成为中央五大书记之一，虽然位次在后来降到了刘少奇之后，这终究是对他的光荣资历的一种确认，也是对他坚持对毛泽东和党的忠诚的一种确认。

    不过，身为总司令的朱德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却越来越显得不那么重要。一个较为明显的例子是：在中央所在的延安面对胡宗南的入侵分成前委、工委、后委后，朱总司令被分到以刘少奇为主的工委赴华北西板坡。

    工委对外号称“工校”，而朱德的角色则有点象一个“杂役”。在刘少奇主持土改等大局时，朱总司令去接受另外一件中心工作：充当华北野战军的顾问，亲自主持了华北军队的“整理”，并指导了石家庄战役（35）。堂堂的总司令不在大帐中运筹帷幄却亲自去指导一支在五大战场上并不特别重要的一个野战军的工作，已经有些年迈的朱德在这个时候显然已经被毛泽东分配了相对较轻松的工作——与年富力强的彭德怀亲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年轻多智的林彪到了毛泽东寄予厚望的东北战场指挥百万大军相比。

    十二、朱委员长

    解放后的朱德获得了一个更加休闲的工作：人大委员长。

    他的人民军队总司令的职务正式转给国家和中央双料军委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在法律上也是国防力量总司令。

    一九五五年授衔，朱老总当仁不让地成为十大元帅之首——不管彭林二帅在心底里是如何地不服气——彭在与朱同事共同主持十八集团军时就已经对朱老兄不以为然，而林彪则在某一天指着朱老总的鼻子说“仗都是我打的”（36）。

    朱德与毛泽东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他们属下的朱毛红军经过一次次的会师和扩张甚至在最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构成。在长征前后实际上有过的四个方面军中——第三方面军当初是以彭德怀的第三军团为基础组建的，但彭总主动选择了与一军团合编，这也使得后来的军史上没有出现第三方面军的番号（41）——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显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地位最为显赫，尽管它在编入八路军时仅仅编了一个三四三旅。可在实际上，无论是二方面军编成的一二零师还是新四军的一、二支队，都有当年第一方面军的影子（42）。抗日战争中，是原一方面军的主要将领朱彭左等组成了十八集团军总部，而由原一方面军为主改编的一一五师也在山西、河北、山东、江苏（当时称晋察冀、冀热辽、冀南、山东、豫皖苏根据地）等大片土地上获得了扩张并取得了赫赫战果。解放战争中，除西北野战军主要由原一二零师组建、中原野战军主要由一二九师组建，其他战场即华东野战军（由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共同组建）、华北野战军尤其是军容强大的东北野战军（东野和华东野战军后来都是编了四个兵团，而中原和华北只编了三个，西北只编了二个）都有原一一五师的班底。抗美援朝的第一波攻击部队，也主要以原一方面军为主——其中的三十八军，前身甚至就是彭德怀的平江起义部队。朱毛红军嫡系在军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

    “朱毛” 一直被当成一个人广为敌人、人民和外国人所知晓。据肖克的《朱毛红军侧记》说朱毛红军甚至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字即将朱和毛二字迭在一起并区别不同的方向来指示路标。事实上，后来到了二方面军的肖克和隐伯钧也都是原一方面军的将领，甚至是最早的井冈山红四军的战士。而后来指挥了一二九师的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也无不是原一方面军的将领。从这个角度说，朱毛红军最终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无可争议的主脉。

    可朱毛二人之间也经历了年轻气盛时的矛盾重重。但在最后，朱德也完成了自己对毛泽东的忠诚或服从。这中间有朱的真心拥戴，也有他的顾全大局。

    但朱老总也因为越来越与政治无争而长寿得穿越了耄耋之年而活到了九十岁。他用自己看似缺乏政治智慧的方式表现出了足够的人生智慧：人到无求品自高。对领袖若即若离而又不离不弃、不亢不卑的表现，让朱德也因此赢得了广泛的尊重，这种尊重也来自一些对毛泽东怀有反感的人，如弗拉基米洛夫。

    3月25日当晚，卫士们安顿毛泽东睡下。没想到，刚睡一会儿，就听他叫值班卫士。原来，毛泽东睡惯了木板床，现在躺在软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让值班卫士们几个人把床垫抬到堂屋，躺到木板床上，他才渐渐安睡。这就是毛泽东到香山后的第一夜。

    第二天，值班卫士们赶紧找来木匠做了一张木床板，放在西屋的床架上。从这天起西屋就成了毛泽东一个人的卧室。值班卫士就住在他卧室隔壁的房间里。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都住在双清别墅北面的来青轩。

    那里房子多，和毛泽东住的院子相隔不远，中间有一条石子铺的路相连。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居住时，很欣赏这里的景色。有时他到亭子里坐坐，有时到山路上散步。只可惜，在这里的六个多月，这种闲暇太少了。他住进双清别墅里，做了几件大事。

    指挥渡江战役，留下历史性镜头

    1949年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进行谈判。经过半个月的会谈，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

    4月8日，毛泽东曾在双清别墅接见过张治中，周恩来陪同接见。张治中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他为维护国共两党合作做出过贡献，曾被誉为“和平将军”。

    毛泽东在香山期间，白天开会研究工作，晚上看书、写材料。由于工作特别忙，经常工作到深夜。毛泽东有时就到院子里散散步，伸伸胳膊，踢踢腿，扭扭腰。一天深夜，毛泽东从屋里走出来，到了门口，卫士李德华正在院内站岗，怕天黑毛泽东看不见路摔着，就立即拉亮了门口的电灯。毛泽东说：“不要开灯了，天黑好思考问题，还节约电。”李德华又将电灯关上。

    有时，毛泽东几天几夜也不睡觉，看着看着书就睡着了，醒了继续工作。那时，天气比较冷，屋内供暖条件又差，加上毛泽东长时间办公，腿和手都是凉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卫士们看到这种情形，心里很难过，就劝毛泽东休息，睡一会儿觉再工作。可是，毛泽东却说：“不行啊，今天该办的事不办，明天还是我办啊。电报晚发一分钟，我们前线的战士就不知道有多少要牺牲；晚一分钟，我们白区的老百姓就不知遭多少罪。”

    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朱德联合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2日，我军顺利渡过长江的消息传来。下午，毛泽东起床时很高兴，边穿衣服边说：蒋介石想拖延时间，重整军队，卷土重来，他认为我们好欺骗呢。你可不知道我们也需要这段时间调动军队，造船修船呢。他在那边修防线，我们在这边架大炮，谁也没闲着。结果呢，他只落得个拖延时间破坏和平协定的罪名，什么便宜也没沾上。我们利用夜色，利用炮火掩护，一下子就过去30万军队。他们的军队垮台了，我们的军队就要打到南京去了！

    果然，捷报传来了。4月24日上午，毛泽东起床后来到院子里的凉亭，卫士们把《人民日报》报道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号外”递给他看，他看得那么专心，摄影师徐肖冰赶忙拍下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画面。毛泽东站起身说：“解放南京了，不要我一个人高兴，大家都该高兴嘛！来，照相也要一起照。”说完，毛泽东又同工作人员合了一张影。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写下了辉煌的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穿补丁衣服会见民主人士

    毛泽东到双清别墅以后，由于工作的需要，也经常进城办公、访友和参加活动，办完事后回到香山。由于从香山东门到双清别墅的路不直，并且坡也很陡，道路弯弯曲曲又不平，小汽车开不上去，到了香山东门就得改换吉普车，毛泽东每次外出回来都是如此。

    民主人士来了，毛主席大都从屋里出来，热情地迎接他们。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曾接待过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人。

    毛泽东对这些民主人士很尊敬，十分亲切有礼。一听说哪位老先生到了，马上出门到汽车跟前迎接，亲自搀扶下车、上台阶。有一次，毛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李老先生一见面就夸毛泽东了不起，毛泽东扶他进门坐下后说：“李老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我们就不好相处了。”

    到了香山，按说比转战陕北时的生活条件好多了，但毛泽东依然穿着朴素。他脚上常穿的是双厚胶底的布鞋。他的拖鞋就更惨了，一只拖鞋上还有个洞，就这样，他也不让换新的。

    一天，毛泽东准备会见张澜先生，他吩咐李银桥说：“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李银桥在毛泽东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于是，他对毛泽东诉苦道：“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找人借一件穿？”

    “不要借，有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

    那天，毛泽东就是穿着补丁衣服会见了张澜。

    这期间，毛泽东曾多次邀请民主人士到香山商谈，一起讨论新政治协商会议怎样开，新中国怎么发展。毛泽东总是十分认真地听取民主人士的意见，并采纳他们积极的建议。

    1949年5月1日，毛泽东驱车前往颐和园看望柳亚子。当时，柳亚子就住在颐和园益寿堂。当毛泽东踏进这座别致的小庭院时，柳亚子早已恭候在院子里，他热情地上前同毛泽东握手寒暄。进屋后，两位老朋友谈笑风生。休息了一会儿，毛泽东约柳亚子同游颐和园。毛泽东与柳亚子说笑着走下了山，漫步长廊，来到了石舫处游览。

    这时，毛泽东被湖中划船的一名解放军战士认出来了，那名战士站起来恭敬地向毛泽东敬礼。划船的部分学生、市民也看见了毛泽东，纷纷向岸边划来，岸上的一些群众也纷纷拥了过来。毛泽东站立起来，不断向解放军、群众招手致意。见此情景，汪东兴处长让警卫员们赶快把船调过来，请毛泽东和柳亚子上船，并对

朱毛之争：毛泽东人生中唯一的一次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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